2003年11月11日,第一份《新京报》携带着油墨的香气出现在众多北京市民的手中。当时,我担任这份注定辉煌的报纸的文化副刊部主笔,主要任务是搜寻志同道合的社会贤达人士充任我们的专栏作者。 创刊之始,《新京报》的总编辑以非凡的勇气,认同了两个专栏版的存在,一个是每日专栏,另一个专栏名为“首都”。顾名思义,每日专栏的作者是固定的,每个人每周四篇;而“首都”专栏作者并不固定,邀请的是生活在各个国家首都的作者。述说当地的风土人情,这展示的是《新京报》的国际化视野。在“首都”的作者中,惟一每天出现的就是胡续冬了,这个勤奋的家伙当时在巴西利亚一所大学任教,杏坛操作之余每天为《新京报》舞文弄墨,其“桑巴故里”专栏持续了整整一年之久,直到他从巴西利亚大学回到北大……人回来了,但其专栏在读者中认同度之高让我们无法舍弃他的文字,只好将他的专栏名字改成了“浮生胡言”。 如你所知,“浮生胡言”中的“胡”当然有两层意思,概括起来就是“ 一个姓胡的家伙关于人生的胡说八道”。胡续冬认同这个有些自嘲感的名目,当然缘于他作为一个读书人对自己的信心。 媒体上的专栏,虽然都叫专栏,但五花八门,各种文体各种内容都可入内,是典型的大杂烩。胡续冬的文字在良莠不齐的专栏里能够脱颖而出,受到大面积的欢迎——我一度停了他三个月,收到广泛的骂声——当然有其道理。千言万语汇成一句话,就是因为他非凡的洞察力。 从本书内容来看,胡续冬写的都是小事,毫不夸张地说,甚至很少超出家庭朋友生活范围的点点滴滴。从小事入手是很多如他般的学者所不屑为的,这正是胡续冬的可贵之处。所谓见微知著,所谓微言大义,在胡续冬的文字中一览无遗。很多做学问的人皓首穷经,得意于方寸之塔,也是我所景仰的,但参与社会,在媒体上发出自己的声音,把话说出来,更显得可贵。 30年前在乡下,看到有人为家家户户安装广播喇叭,发通知,播新闻,念文件,给我的印象非常之深。类似的事情从有人类以来到今天,从今天到将来都是一样的。很多学者洁身自好,固然能保持人格的完整,但将阵地自动让出,实在让人心有不甘。这些是题外话,就不多说了。 现在,“浮生胡言”结集出版了,对胡续冬,对《新京报》,对我这个第一任责编,都是一件幸事。胡续冬和我还能经常坐在一起小酌几杯,胡说八道几句,而《新京报》地覆天翻,物是人非,实在让人不胜唏嘘,唉。 本书凸现了一个另类知识分子对日常生活和当下大众文化进程的趣味性观察,分成“浮生”和“胡言”两个部分,“浮生”部分主要是以作者和妻子的日常生活为线索进行的杂感、杂议。“胡言”部分主要是作者的大众文化时评和文化随感,有一种独特的“书斋无厘头”效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