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德格尔（MartinHeidegger）以为，语言的本质就是“语言说”；我们有理由认为海德格尔搞错了。因为在他那里，语言的本质就是人的本质。实际情况更应该是动作做。因为连语言本身、连“语言说”都只不过是人的动作的一部分。“动作做”包含了动作本身带来的巨大欲望，而动作的欲望其实往往会带来叙述的欲望。当俗不可耐的人生及时代生活已经变成普遍的事实，高贵、纯洁、崇高其实已经被90年代罢免了。叙述的欲望从抒情的的后门进入20世纪90年代的汉语诗歌，这表明诗人们已经认识到了，高贵的东西（比如抒情）肯定是纯洁的东西，但同时也意味着，它肯定也是生活中极不寻常的东西。从最极端的意义上说，它和我们的日常生活关系不大。而我们是不是也可以据此推论，低俗的东西（比如叙述）倒恰恰是生活的必需品呢？对此，肖开愚、孙文波、臧棣、钟鸣、张曙光、森子等人回答说是；欧阳江河则明火执仗地宣称：90年代的诗歌要表达的只是动作的“多或少”这样的“数量问题”，不是80年代要表达的抒情的“有或无”那样的本体论问题。诗歌对90年代“现事”生活的叙述，是以贴近“现时”的姿态来完成的。在20世纪80年代的抒情中，诗歌对“现事”与“现时”大多采取了抛弃的态度，转而将重心放在过去与未来上。这是汉语诗歌的老传统了。其实，对过去的追忆也好，对未来的渴望也罢，都隐含着“现事”和“现时”是不合理的、是丑陋的、是可以被忽略、被抛弃的这样一种潜台词。它更深的含义在于：通过抒情的处理，通过零的简化作用，合理的、纯洁的事物只能存在于过去（比如童年）或者将要诞生于明天（比如理想终有实现的时候）。叙述打破了80年代汉语诗歌中这一顽症和神话，它对“现事”和“现时”的陈述，对凡俗人生和时代生活的广泛介入，使诗歌呈现出空前的芜杂，使“现在”成为一个最重要的时间概念。一切似乎都只能是现在。现在是惟一可信、可靠、可被把握的时刻。现在包容了“现事”与“现时”。必须要把现在理解为当下的人与事，因为除了人，时间就是没有意义的，空洞的现在只是一个空壳。这并不意味着过去与未来在20世纪90年代汉语诗歌写作中不重要了，而是说，通过叙述，90年代的诗歌改变了对现在的看法：它们采取了一种把正视现在转换为回顾现在、向往现在的方式。现在既可以以回忆的形式呈现，也可以以将来的面孔出现，但它仍然不能简单地等同于人们通常所说的现在只是过去与未来的中介点。问题倒在于，在90年代的汉语诗歌写作中，对现在来说，无论是对现在的追忆或者向往，其实只是虚拟的。它表明，诗歌在贴近“现事”和“现时”的当口，仍然可以用隔岸观火的姿态去看待现在。在这一点上，诗人和诗歌“遵循”着光的波粒二相性原则：如同光出人意料地既是波又是粒子，诗歌和诗人既融入现在又背离现在。它证明，诗人和诗歌在叙述现在的时候，90年代的“现事”与“现时”生活也获得了关于现在的不同面具。现在是多重的，这就是90年代诗歌写作中现在的特殊含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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