彼得大帝（上下）

　　本书为长篇小说，主要描写彼得大帝一生的业绩及其对俄国的贡献，展现了俄国十七世纪末十八世纪初宏伟壮阔的生活图景和历史事件。小说共分三卷，第一卷发表于一九三O年，主要描写了彼得为争取权力而进行的斗争，描写了宫廷贵族之间的倾轧，描写了彼得为促进国家西欧化而采取的最初一些措施。第二卷出版于一九三四年，描写了彼得为夺取水域而进行的斗争，描写了西欧各国之间的冲突，描写了彼得为准备“北方战争”而从事的外交和军事活动。第一、二卷仅仅是第三卷的一支序曲，而第三卷才是长篇小说最主要的部分。它将描写彼得大帝的立法工作和改革活动，描写俄国军队保卫尤里耶夫和纳尔瓦城的英勇斗争，还将描绘国际上的叱咤风云和西方一些国家——法国、波兰和荷兰的绚丽多姿的图景。

　　阿·托尔斯泰于一八八三年一月十日出生在伏尔加河畔俄罗斯草原上一个名叫尼古拉耶夫斯克（现名普加乔夫斯克）的小城。他父亲尼古拉·阿列克谢耶维奇伯爵是个地主。母亲亚历山德拉·列昂季耶芙娜是十九世纪早期著名的俄国金融家、十二月党人的领导者之一尼古拉·伊万诺维奇·屠格涅夫的侄孙女。他是遗腹子，他的童年是在索斯诺夫卡他继父阿列克谢·阿波洛诺维奇·博斯特罗姆的农庄上度过的。那里是个边远地区，自古以来就是各种各样世俗的和教会的逃亡者的避居之薮，流传着许多记述遥远过去的英雄业绩的民间传说和古老谣曲。那时候，俄罗斯的贵族地主已日趋没落，而伏尔加河彼岸的地区则仍然保留着遥远过去的不少残余痕迹。光怪陆离的外省地主，灾荒饥馑的凄凉田园，淳厚质朴的乡村生活，让未来的作家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也给他提供了触发想象、引起追忆的非常丰富的素材，正象他后来在给青年作家讲话时谈到的：“我想，如果我是生长在城市，而不是生长在农村的话，有千百种的事物恐怕我从童年起就一无所知，——例如象草原上和荒村里的冬天的暴风雪、圣诞节、茅屋、占卜、神话、松明，以及散发着一种特别气味的禾仓；大概我也不可能象那样的去描绘旧莫斯科。旧莫斯科的风光就是根据我童年时代的不可磨灭的回忆表现出来的。对时代的感触和时代的实体，就是从这里呈现出来的。”正是他童年时代的这种生活经历，构成了阿·托尔斯泰早期创作（《伏尔加河左岸》，1910；《怪人》，1911；《跛老爷》，1912）的主要题材。在这些小说里，作者不仅对人物的性格进行了细致的心理刻画，对人物的命运作了深入的分析描绘，而且还在不同程度上对历史发展的趋向进行了认真的探索，对乡村贵族的没落作了形象的揭露。为了从回忆的题材转向具体生活的描写，需要了解现实生活的意义，他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以一个随军记者的身份上了前线。在当时所写的战地通讯中，他一方面如实地报道了硝烟弥漫的战地生活，一方面却也不加掩饰地表示了自己对祖国前途的隐忧。俄罗斯国家经历着一场严峻的考验。“在这个变革的时期，我又碰上了一九一七年的革命。”由于他看不到革命的历史前景，并错误地把革命思想和爱国主义感情对立起来，阿·托尔斯泰于一九一八年离开祖国，前往巴黎，一九二一年又移居柏林，在国外度过了四年多的流亡生活。关于这几年的情况，他后来在《我的小传》中写道：“侨居国外的这段生活是我一生中最艰难的时期。在那里，我才明白做一个受人鄙视的人，做一个脱离祖国、无足轻重、无所作为、在任何情况下都不为人所需要的人，是种什么样的滋味了。”在侨居国外的时候，他着手创作了科学幻想小说《阿埃莉塔》（1922—1923），发表了自传体小说《尼基塔的童年》（1919—1920）、长篇小说《苦难的历程》的第一部《两姊妹》（1922）以及一些揭露流亡者生活的短篇小说（《不幸的星期五》、《在床底下找到的手稿》等）。在柏林，他曾一度参加流亡知识分子组成的“路标转换派”的一个集团“前夜”。一九二二年春跟高尔基的会晤以及他们之间建立的友谊，使他对“路标转换派”的资产阶级社会政治派别的性质有了新的认识，对祖国俄罗斯的社会主义革命逐渐树立了正确的态度，他理解到：如果不为这个革命事业服务，就会失去与祖国和人民在精神上的联系，也就没有而且不可能有真正的艺术。正是出于这种“对祖国的热爱，想把自己的力量贡献给祖国和它的建设事业的愿望”，他发表了《给恰伊科夫斯基的公开信》，信中宣称：“我们必须承认，在俄国或在俄国境外，除了布尔什维克政府，决没有任何别的政府。如果承认这个事实，那我们就得竭尽全力帮助俄国十月革命这个最后阶段朝着使我们国家更加强大，人民生活更加丰富，从革命中得到一切美好和正确的东西这个方向发展。”就这样，他以这封信作为“护照”，于翌年春天回到了苏维埃俄罗斯，而作家的创作生活，从此也便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十月革命给阿·托尔斯泰的创作打开了一条宽广的道路，使他的才华得到充分的发挥。特别是二十年代后半期，苏联在革命和建设方面的光辉成就更对作家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他一面投身于火热的生活，一面努力建立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并认真吸取无产阶级作家的创作经验，深入思考如何表现革命主题、塑造英雄人物的问题。从那时候起，他写出了一系列优秀的作品。长篇三部曲《苦难的历程》的第二部《一九一八年》（1925—1927）、第三部《阴暗的早晨》（1940—1941）相继问世，第一部《两姊妹》又作了重大的修改。三部曲以十月革命前夕、革命时期和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的历史事件为背景，描写了以达莎、卡嘉两姊妹和她们的爱人捷列金、罗欣为代表的知识分子经历曲折复杂的道路最后走向革命的过程，表明知识分子只有与人民相结合才是自己的出路，只有献身祖国才能获得真正的幸福。中篇小说《粮食》（一译《保卫察里津》，1937）描写国内战争时期苏联人民保卫察里津的英勇战斗，作家把它看作是《一九一八年》至《阴暗的早晨》的一个必不可少的过渡。长篇小说《彼得大帝》也是在这个时期写作的。在卫国战争时期，阿·托尔斯泰写了许多政论和别的文章，向全国发出爱国主义的号召：为保卫祖国、保卫自由与社会主义祖国的独立，向法西斯侵略者展开殊死的斗争，其中反响最大的有《我们在保卫什么？》、《祖国》、《人民的血》等。他一面以一个社会活动家的身份进行写作，一面继续发掘历史题材，完成了“戏剧故事”《伊凡雷帝》（包括《雌雄鹰》，1942；《艰难的年代》，1943），同时还发表了以卫国战争为题材的短篇小说集《伊万·苏达廖夫的故事》（1942—1944）。阿·托尔斯泰正在为保卫祖国而战斗的时候，不幸于一九四五年二月二十三日逝世了。他勤奋地写作了一生，留给我们诗歌、小说、戏剧、散文和政论等各种体裁的大量作品，其中有一部小说没有来得及完成，那就是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关于彼得大帝的题材，阿·托尔斯泰从二月革命的最初几天起就开始注意了。他后来告诉读者：“也许，这与其说是出于一种有意识的活动，还不如说是出于一个艺术家的本能。我在这个题材里找到了关于俄罗斯人民和俄罗斯国家的谜底。”一九一七年十月革命以后，他写了一个中篇小说《彼得的日子》，在这里作家虽然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彼得大帝活动的宏大规模以及进行改革的坚强毅力，但是彼得这个形象却被塑造成为专制、残酷、孤独的悲剧性人物，完全抹杀了他在建立并巩固地主和商人的民族国家方面所起的历史积极作用，以及俄罗斯人民在建设自己国家时候所作的巨大努力和崇高牺牲。这是因为阿·托尔斯泰在写作这篇小说的当时还没有掌握辩证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用他后来对另一个以彼得大帝为题材的剧本《在刑台上》的自我分析的话来说，就是“对于时代的描写，我还没有完全摆脱某些‘传统’的窠臼”，也就是说，他还没有深刻理解那个复杂时代的矛盾，没有真正认识历史发展的规律。因此，“虽然彼得坎肩上的一切污痕我都看到了，但是他仍然象一个谜似地屹立在历史的浓雾中”。直到后来作家认识到“写作《彼得大帝》，这首先是通过现实——用马克思主义的观点所理解的现实去认识历史。这就意味着，首先得改造自己的艺术家的世界观。……在马克思主义分析光芒的照射下，历史复苏过来了，显示出全部丰富多彩的面貌和阶级斗争的全部辩证规律”。从这里，作家得出结论说：“艺术家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就是得到了‘活水’。”正是在伟大的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指导下，阿·托尔斯泰才写出了这样一部彪炳俄国文学史册的长篇历史小说《彼得大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