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子译诂

　　庄子“三言”试论（代序）《庄子》这部古典文献的出现，它明显而突出地标志著：在我国战国时代，我们祖国的哲学思想和文学语言已经发展到非常玄远、高深的水乎。庄子，他不但是我国哲学史上一位著名的思想家，同时也是我国文学史上一位杰出的文学家。无论在哲学思想方面还是文学语言方面，他都给与了我国历代的思想家和文学家以深刻的、巨大的影响。在哲学思想方面，它无疑地是起了一定的消极作用；而在文学语言方面，它却起了无可比疑的积极作用。他的文学造诣是可以同当代屈原的“骚赋”分庭抗礼的。明未金圣叹把《庄子》和《离骚》列为我国“才子书”的前茅，应该说是没有什么夸大的嫌疑的。现在的《庄子》通行本，共有三十三为，分为“内篇”七篇，“外篇”十五篇，“杂篇”十一篇，乃是晋代郭象的注释本。根据《汉书·艺文志》，《庄子》原为五十二篇，比现代的通行本多十九篇；陆德明《经典释文》以为这就是晋代司马彪和孟氏（孟康？）的注释本，分为‘内篇”七篇，“外篇”二十八篇，“杂篇”十四篇，“解说”三篇。这种本子比较完备，可惜早已亡佚了。隆德明又说：“庄子……依老氏之旨，著书十余万言。……后人增足，渐失其真。故郭子玄（象）云：‘一曲之才，妄鼠奇说，著《阖变》、《意修》之言，《危言》、《游凫》 《子胥》之为，诸兄难巧，十有其三。’言多诡诞，或似《山海经》，或似《占梦书》，故注者以意去取。‘内篇’众家并同，自外或有‘外’而无‘杂’。”各家的本子，除了“内篇”都是七篇而外，“外”、“杂”两篇的区分和篇数，都不一致。据《经典释文》所录，崔撰本为二十七篇，没有“杂篇”；向秀本为二十六篇（一作二十七篇，一作二十八篇），也没有“杂篇”；李颐本为三十篇（一作三十五篇），并没有标出“内”、“外”、“杂”的细目，大概是没有这种区分的。并且，《经典释文》在《齐物论》篇“夫道未始有封”句下，引有崔撰的话：“《齐物》七章，此连上章，班固说在‘外篇’。”由此看来，历来《庄子》的“内”、“外”、“杂”这种篇目的划分，原本是没有什么严格界限的，而且是“注者以意去取”、“后人增足，渐失其真”，因而它的变动是非常之大的。根据以上的情形，历来一般只承认《庄子》的“内篇”是出自庄子的手笔，而“外篇”和“杂篇”完全出自庄子后徒和后人的伪托的传统说法，也是存在着问题的。不过，比较说来，“内篇”七篇比“外”、“杂”两篇可靠性强，而“外”、“杂”两篇极为驳杂，不但加杂上了为数很大的庄子后徒的作品，而且还加杂上了一些别家文章（如《说剑》篇），倒是事实。《史记·老庄申韩列传》说：“庄子……作《渔父》、《盗跖》、《肢箧》，以诋吡孔子之徒，以明老子之术。”（刘歆可能改鼠过。）今本《庄子》的《肢箧》篇在“外篇”，《渔父》、《盗跖》两篇在“杂篇”，司马迁（刘歆？）不但对这几篇没有表示怀疑，而且还颠倒了“外”、“杂”篇目的顺序；大概他所见到的本子是没有“内”、“外”、“杂”这种篇目的区分的。并且，今本《庄子》的《渔父》、《肢箧》两篇都是孤立的两章，而《盗跖》一篇却附有“子张问于满苟得”、“无足问于知和”两章；在司马迁（刘歆？）所见的本子中，可能是没有的，因为这两章都没有“诋吡孔子之徒”的内容。从这些地方，我们也可以看出，今本《庄子》的“内”、“外”、“杂”等篇目的区分以及每篇的章数，都已经失去了原来的面目。我们试以“内篇”的《养生主》一篇为例：“公文轩见右师而惊”一章，很和《德充符》篇各章的主题相同；“老聃死，秦佚吊之”章，却和“养生”的主题不伦不类；而最后“指穷于为薪”一章，它和本篇的主题并没有任何有机联系（历来注释家对这章的申说都是相当牵强的）。我认为它不像庄子的言论，倒有几分像《天下》篇中惠施学说部分的错简。又如，“外篇”中《秋水》篇的“秋水”这一大章、“杂篇”中《庚桑楚》的“庚桑楚”这一大章，都和庄子的思想和笔调非常接近，并不像是伪托之作。再有，在《庄子》各篇中，还有这一章和那一章内容大体相同，与《墨子》各篇有很多互相雷同的章节现象相仿佛。例如，《齐物论》篇中的“罔两问景”一章，和《寓言》篇中的“众罔两问乎景”一章内容基本相同，只是详略各异；《徐无鬼》篇中“徐无鬼因大商见魏武侯”和“徐天鬼见武侯”两章，会见的情况相同，而问答的内容却不一致；《让王》篇也有“尧以天下……让於子州支父”和“尧让天下於子州支伯”两章，内容几乎完全相同。从这些现象里，我们也不难看出《庄子》原书已经参杂了庄子后徒的传闻异说，或经过了整理《庄子》的后学的厘订和改动。由此可见，我们在探讨《庄子》的具体内容的时候，是不应该拘守从前所谓“内”、“外”、“杂”这种篇目的界限的。但是，应当以“内篇”七篇、特别是《逍遥游》和《齐物论》这两篇为主，这是可以肯定的，因为历来很少有人对它们怀疑过。历来有很多人认为“杂篇”中的《天下》一篇是《庄子》的自序，这种说法，我认为是不能成立的。因为，第一，《天下》篇的作者，是把“邹鲁之士、招绅先生”修订的“五经”看作是可以“见天下之纯、古人之大体”的正统学派，而把“百家之学”看作是“天下大乱，贤圣不明，道德不一，天下多得一察焉以自好’、“往而不返”、“道卫将为天下裂”的“不该不篇”的流派；第二，他对于庄子学说的评价，是完全站在第三者的立场来论述的。不过，《天下》篇这篇文章，的确是我国战国末期或秦汉之际的一篇有关研究先秦诸子百家中主要学派的极为重要的资料。在这篇文章里，它不但给我们保存了我国久巳散佚的各家学派的昆山片玉，而且为我们遗留下了我国各家学派的原始评价。我们还是只谈《庄子》吧。《天下》篇对于庄子道术的评介，是这样说的：寂寞无形，变化无常。死与？生与？天地并与？神明住与？芒乎，何之？忽乎，何适？万物举罗，莫足以归。古文道术有在于是者。庄周闻其风而悦之，以谬悠之说、荒唐之言、无端崖之辞，时感从而不便，不以漪见之也。以天下为沈镯，不可与庄语，以卮言为曼衍，以重言为真，以寓言为广。独与天地精神往来，而不傲倪于万物，不谴是非，以与世俗处。其书难环玮，而连汴无伤也；其辞虽参差，而设诡可观。彼其充实，不可以巳。上与造物者游，而下与外死生、无终始者为友。其於本也，宏大而辟，深闳而肆；其于宗也，可谓调适而上遂者矣。虽然，其应于化而解于物也，其理不竭，其来不蜕，芒乎昧乎，未之尽者。在这一段简短的评介中，它对《庄子》的思想内容和语言形式，都作了深刻的揭露。庄子是通过它的“三言”——“卮言”、“重言”、“寓言”——的语言形式来表达他的思想内容的。它在这里所提到的这“三言’，全都和本书《寓言》篇中第一章的说法完全一致。很据这种情况，《天下》篇的作者应该是袭取了《寓言》篇的说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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