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兰社到《现代》

　　鲁迅的突围，从对“文学”的重新想像开始。在林希隽辈那里，所谓的“文学制作”、所谓的“严肃的工作”，“形式要有‘定型’，要受‘文学制作之体裁的束缚’；内容要有所不谈；范围要有限制。这‘严肃的工作，是什么呢？就是‘制艺’，普通叫‘八股’”。而鲁迅以为，“比起高大的天文台来，‘杂文’有时确很像一种小小的显微镜的工作，也照秽水，也看脓汁，有时研究淋菌，有时解剖苍蝇。从高超的学者看来，是渺小，污秽。甚而至于可恶的，但在劳作者自己，却也是一种‘严肃的工作’，和人生有关，并且也不十分容易做”，鲁迅在这里强调杂文品格的严正和杂文家创作的认真，“小小的显微镜”与“高大的天文台”交锋的背后，鲁迅更是在用一种反本质化的“文学”建制，去解构林希隽等人以西方“文学概论”为标准定义对“文学”理解的垄断。施蛰存、杜衡、林希隽等人口口声声视为理所当然的“文艺价值”、“严肃的工作”、“繁重文学制作”其实都是历史性建构的产物，破解文学的本质性定义，即否定了“文学概论”式的文类等级观对杂文的轻视与冷落：我们试去查一通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的确，总不能发见一种叫作Tsa—wen的东西。这真要使有志于成为伟大的文学家的青年，见杂文而心灰意懒：原来这并不是爬进高尚的文学楼台去的梯子。托尔斯泰将要动笔时，是否查了美国的“文学概论”或中国什么大学的讲义之后，明白了小说是文学的正宗，这才决心来做《战争与和平》似的伟大的创作的呢？我不知道。但我知道中国的这几年的杂文作者，他的作文，却没有一个想到“文学概论”的规定，或者希图文学史上的位置的，他以为非这样写不可，他就这样写，因为他只知道这样的写起来，于大家有益。鲁迅似乎素来反感“文学概论”或“什么大学的讲义”之类俨然、雍容、缜密的本质性规定，“比较自爱的人，一听到这些冠冕堂皇的名目就骇怕了，竭力逃避。逃名，其实是爱名的，逃的是这一团糟的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这一思路印之于杂文的文体确认，则是：我以为如果艺术之宫里有这么麻烦的禁令，倒不如不进去；还是站在沙漠上，看看飞沙走石，乐则大笑，悲则大叫，愤则大骂，即使被沙砾打得遍身粗糙，头破血流，而时时抚摩自己的凝血，觉得若有花纹，也未必不及跟着中国的文士们去陪莎士比亚吃黄油面包之有趣。鲁迅对“文学本位主义”的揭破，正是要世人警醒潜藏在“严肃的工作”、“繁重文学制作”之类背后的权力体系，以及在这种纯文学性的“文艺价值”麻痹之下，遗忘了“生存的血路”，甚至无意中成为反动者的帮闲。而那种“不愿意酱在那里面”、“倒不如不进去”的逃命、破名的思维特质，承载了鲁迅对文学经典化、体制化的反思，任何艺术、文学一旦“被命名”，往往就容易失去其原有的生命与活力，而杂文的价值正在于“对于有害的事物，立刻给以反响或抗争，是感应的神经，是攻守的手足”。至于鲁迅对自我生命价值的自觉，以及这种自觉与杂文创作之间内在的关联，张新颖先生已经作了非常精辟的论述：鲁迅直至生命终止才不能不放弃的杂文，这种交织着他人的毁誉、褒贬，消耗着自己的精血和心神的杂文，这种与平庸、繁琐、肮脏甚至是令人愤怒、厌恶、绝望的现实血肉粘联的杂文，写作它的最根本的内在动因……都是出于一个主体对于现实世界的自由责任。对于现实的自由责任，是构成这个主体的核心因素，处在主体的内部，对于主体来说，它不是来自外部的动力。P258-259

　　金理：1981年1月生于上海，现为复旦大学中文系现当代文学专业博士生。有论文若干发表于《文艺理论研究》、《南方文坛》、《上海文学》等刊物，2003年至今，主笔《文汇报》中短篇小说评议专栏“期刊连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