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上半叶的中国现代文学社团发展史上，不论是与南社同时期的礼拜六派、鸳鸯蝴蝶派，还是稍后的新青年社、文学研究会、创造社、语丝社、学衡派、现代评论派、论语派等等，它们绝大多数都是创设于我国经济的中心上海或者政治的中心北京等现代大都市。南社正式成立于1909年苏州虎丘张公祠，一个带有浓郁的封建性与民间性色彩的地方。它的这种传统与另类，使得以往的文学史研究者常常倾向于将它列人中国古典文学的范畴。查《辞海-文学分册》可以明显地发现，“南社”是被列在了中国古典文学社团与派别的最后一个，似乎中国古典文学一直发展到南社为止都一以贯之地保持了传统的特点，只是在南社以后中国文学才开始了一条全新的现代化之路。然而问题在于：南社从酝酿到成立到发展与分化，前后绵延好几十年，似乎与整个中国现代文学史的发展历程相始终，而如果将南社排除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之外，那么人们不禁要问：在中国现代文学史发展的同时，是不是还并存着一个中国古典文学的传统？或者说，以往的现代文学视野是不是过于单调与狭隘了些？尽管对南社的这一传统观念的定位有着诸多方面的因素，然而它创社时的地点选择以及它活动时所选取的传统性与民间性的方式，自然是人们将它划入古典文学范畴的一个重要原因。在风云激荡的二十世纪初期，1902年梁启超创办的《新小说》、1903年李伯元主编的《绣像小说》、1906年吴趼人、周桂笙主编的《月月小说》、1910年王蕴章、恽铁樵主编的《小说月报》等等，或主张改良政治，推动民主共和，或强调轻松娱乐，迎合都市读者的要求，都极其强烈地带有了社会重要转型期在政治与文化方面的新要求与新趣味。但是，虽然南社成员中也有一些改良民主政治的呼声与要求，然而它给人的最集中与最明显的印象是：南社是坚持民族主义的，南社是反对满清王朝的。为什么南社有着如此强烈的民族主义色彩？为什么南社会如此强烈地要推翻满清王朝？对这一系列问题的回答，其实正深深地涉及到南社创社的由来，以及它为什么会以如此面貌出现在二十世纪初期文坛的真实动因。在这里，地缘背景构成了我们观察南社创社的最初也是最为关注的视角。时间要回溯到二百五十年前的明朝末年。在我国源远流长的文明史上，我国的经济重心经历了一次由北向南的区域转移。由于魏晋时大量士族南迁，再加上隋朝时沟通我国南北的交通大动脉京杭大运河的贯通，江南凭借其四通八达的水陆交通、得天独厚的平原沃土，迅速成为全国最为富裕的经济中心。到宋朝时，人们从“苏湖熟，天下足”、“上有天堂，下有苏杭”这些美誉中，便不难体会到江南在全国的重要地位与富裕程度。到了明朝中后期，江南的繁盛更是日甚一日。农桑丰稔，商贾云集，在苏州、杭州、金陵、扬州等地市民阶层大量涌现，有的已经形成了百万人口左右的城市规模。当时科学家徐光启在《农政全书》中记载，“五人当六人之功，一灶当三缫之薪”的缫丝技术已经在江南广泛使用。而另一位科学家宋应星在其著作《天工开物》中，也指出当时苏州、松江一带已经出现了缫丝效率大为提高、工艺极为繁复的“花机”。而随着生产力水平的提高，那种“机户出资，机工出力”的新兴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也在江南逐渐形成。一种似乎预示着古老的封建帝国就要走到尽头的资本主义萌芽，到明朝末年已经在江南实实在在地出现了。风流才子唐寅在《阊门即市》中写道：翠袖三千楼上下，黄金百万水西东。五更市买何处绝，四远方百总不同。描述的是明朝苏州阊门一带繁荣的景象。同时代的何良俊在《四友斋丛说》中也指出，当时的苏州、松江一带，“昔日逐末之人尚少，今去农而改业为工商者，三倍于前矣”。而随着商业经济的发达，一些江南名城迅速崛起，“列巷通衢，华区锦肆；坊市棋列，桥梁栉比”，而“四方商人辐辏其地，而蜀舻越舵，昼夜上下于门”，形成了一个个相当繁盛的著名商业城市。以后来许多南社社员聚集的江苏省吴江县为例，明朝初年只有七个集镇，而到明嘉靖时便发展到了十四个大镇，其中明初只有几百人的典型乡镇“青草地”，到明后期一跃而成了拥有数万人口的丝绸重镇盛泽。表现到文学中，在冯梦龙、凌潆初编纂的“三言二拍”中，留下了许多商业都会与市民阶层的文学场景。尽管明朝末年宦官当权，吏治腐败，遍布江南的东林党人与以魏忠贤为代表的封建官僚阶层进行了勇猛的斗争，在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深层次上表露出新兴的资本主义萌芽与陈腐的封建官僚体系的尖锐冲突，不过，随着市民阶层的大量涌现、商业城镇的日趋繁华、社会财富的迅速增加，乃至人们在思想观念上对陈腐的封建价值体系与伦理规范的严重对立与颠覆，都使得我国明朝中后期在中华文明发展史上具有了举足轻重的地位。在众多史学家的叙述之中，人们似乎可以隐隐地感觉到中国历史即将到来的巨大转型，那种有些类似于西方文艺复兴的曙光，好像就要出现在世界的东方古国了。然而，到1644年，随着崇祯皇帝在北京煤山自缢，满清铁蹄踏破中原大地，这缕资本主义萌芽的曙光便如春梦一般消失得无影无踪了。P001-003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