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识分子的岗位与追求

　　虽然有一个“为人生”的口号起着统领作用，但文学研究会内部总体风格是多样而丰富的，主要作家们表现出来的无论是文学观还是创作本身都有着鲜明的个人特色，其中很多还是游离于“为人生”这一现实主义旗帜的。而其中主要作家的总体创作风格是温文尔雅的，在丰富的个性中也体现了文学研究会的总体风格倾向。这种风格在文学研究会的一批年轻成员身上继承并延续，以叶圣陶、朱自清、刘延陵、丰子恺、夏丐尊、俞平伯等江浙文人为代表，在温雅中更添一种清新飘逸的风格，这种风格在稍后被称为“白马湖派”文学风格。这一批文学研究会成员在30年代文坛上占有非常重要的位置，甚至成为后人理解文学研究会风格的主要印象所在。但是文学研究会的创作风格也不仅是温雅，其中也很有一些异端，比如庐隐、王以仁、徐玉诺、朱湘等作家，就是情怀激烈的一类。与大多数文学研究会“岗位型”知识分子不同，这些作家没有固定工作，生活穷愁潦倒，颠沛坎坷，最终都年纪轻轻就夭折。他们属于流浪型知识分子，最接近生活的底层，他们比其他有固定工作的知识分子更敏锐地感受到了人生残酷的一面，更容易在最痛苦的境遇中发出悲鸣，因而他们的作品充满了浪漫激情，字里行间喷发着生命的火焰，是文学研究会里的另类作家，其风格离温雅甚远，而倒与创造社的风格有些接近。庐隐是很叛逆而不羁的一位女作家。而且，庐隐虽然同样以“问题小说”登上文坛，但是与冰心的大家闺秀风度完全不同，作品表现了一种小资产阶级女性的人生苦闷。冰心有的是对这个世界的“爱”和拯救，而庐隐缺少爱的童年使她对这个世界充满了怀疑和敌意，而她两次藐视世俗的婚恋则使她更多地体会到女性在那个时代无法逃避的困境。庐隐是“被‘五四’怒潮从封建的氛围中掀起来的，觉醒了的一个女性”。她叛逆的性格和怀疑的精神，是在离家出走的“五四”女儿中更接近那个时代的精神，她也因此承受了更多的精神苦难，并不幸地于1934年5月死于难产，她生前的痛苦和难产的结局似乎象征了现代女性生命觉醒所必须付出的代价。如果说五四新文学中，郁达夫是第一个大胆直率-地喊出了性爱苦闷的男性作家，那么庐隐则是最早探讨性爱苦闷的女性作家之一。虽然庐隐的小说也被冠之以“问题小说”的名义，称之为探讨“人生是什么”的哲学问题；而且对于“人生问题”的苦索，庐隐是“穿了恋爱的衣裳”的，最好的例子是她的《海滨故人》。但显然，茅盾的这一概括出发点还是指向着“为人生”的论题。放开这个人为假定的创作目的，或许我们可以更清楚了看庐隐，其小说的特点是把性爱的苦闷混合在她的“哲学病”里，而人生和恋爱这两者也并不存在谁穿着谁的衣裳的问题，本来生存的苦闷同性的苦闷就是交织在一起的，换句话说，性的苦闷是生存的苦闷的一个重要的方面。庐隐是用一种浪漫抒情和情绪宣泄的方式，写下了一代五四中觉醒的女性的对性的暧昧态度，一种在理智和情感之间无所适从、难以言说的性爱苦闷。代表作品有《海滨故人》、《丽石的日记》、《或人的悲哀》等。无论是小说的题材和表达方式，或者作家的经历和结局，庐隐在文学研究会中都属于一个另类作家，她的小说是一种与温雅截然不同的浪漫、颓废、反叛风格，在当时颇为引起争议。朱湘是文学研究会的一个奇异，在他的身上乖戾和典雅奇妙地结合在一起。乖戾是指他的生活性格，而典雅是指他的创作风貌，两者是矛盾的却和谐地组合成了一个才华横溢的诗人。朱湘性格的狂狷在他的经历中随处彰显，他在清华上学期间，有人接受聘请要到清华任职，他却放出话去说“我来教他还差不多，他来教我？”并最终使那位“教授’，的美差泡汤；朱湘读书当时穷到连吃饭的钱都没有，但还自费创办了不定期文艺刊物《新文》，专门刊登自己的翻译和创作，但还是因为经济原因出版了两期以后就停刊了；在清华的学习快毕业的时候，因为食堂有用早餐需点到否则作旷课处理的规定，朱湘非常反感这种刻板矫饰的规章制度，特意违反而终被开除。1927年8月朱湘赴美国威斯康星州劳伦斯大学留学，强烈的民族自尊感和孤僻狂狷的性格，使他觉得自己是一只“失群的孤雁”，为了法文教科书里把中国人叫做“猴子”，朱湘就愤怒地离开劳伦斯大学；1928年1月转入芝加哥大学，次年因为一名教授疑心他没有把借用的书归还，不堪其辱而转学俄亥俄大学。1929年9月朱湘为了家人的生活提前回国，在武汉大学、安徽大学等处任教。因为校方经常欠薪，生计日见窘迫，一个孩子出世不到一岁，便因为没有奶吃而活活饿死了。诗人对生活充满天真的幻想在现实的艰难前全部破碎。1932年因为安徽大学校方把“英文文学系”改成“英文学系”，因为一字之差的矛盾，耿直狷介的诗人一气之下辞去教职，而在此后一年半的时间里漂泊各地卖文为生，终因贫病交加和精神颓伤而投江自杀，时年29岁。朱湘的这种性格中有着传统旧文人的傲骨和浪漫，但与现实社会却格格不入，这使得他的人生成为一场悲剧。而令人奇怪的是，朱湘的诗歌却充满了雍容典雅的美，既不是对现实愤慨偏激的抨击，也不是应和时代的颂扬，而是“离去焦躁，离去情欲，离去略带夸张的眩目光彩””的从容和雅致。比如《小河》，与周作人的包含了对生活的抗争的同题诗歌不同，交织着韵的美丽，文字很从容。而《采莲曲》、《摇篮歌》等作品，可以看出朱湘诗歌汲取了中国旧词韵律的灵魂，形式上有很强的音乐感，内容上柔和温暖，在中国新诗发展史上有着重要的意义。“诗歌的写作，所谓使新诗并不与旧诗分离，只较宽泛的用韵分行，只从商籁体或其他诗式上得到参考，却用纯粹的中国人感情，处置本国旧诗范围中的文字，写成他自己的诗歌，朱湘的诗的特点在此”，“作者的那种安详与细腻，使作者的诗在一个带着古典与奢华而成就的地位上存在，去整个的文学兴味离远了”。这样的一种形式和审美，使朱湘的诗歌在当时年代中略显寂寞，但是重新回头看的时候才会发现他秀丽清雅的诗歌中，散发的悠远魅力。而他对诗歌格律和音韵上的探索，在新诗发展史作出了再要的贡献。P201-203

　　石曙萍：1975年出生于浙江省诸暨市，2001年获上海大学文学硕士学位，2005年获复旦大学文学博士学位，现居新加坡。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先后在《山花》、《上海戏剧》、《当代文坛》、《文学世界》、《中州学刊》、《杭州师范学院学报》等刊物发表学术论文20余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