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争产生了新的王权，但政体的巩固则需要新的因素，共同体（国家或民族）意识是一个必要条件。这并非武力可为，实有赖于意识形态的作用。中国的“一统”最早见于《史记》。李斯劝秦王：“今诸侯服秦，譬若郡县。夫以秦之强，大王之贤，由灶上骚（扫）除，足以灭诸侯，成帝业，为天下一统，此万世之一时也。”这里“一统”与“统一”意同，反映了当时华夏社会的“统一”思潮。李斯入秦后，力图利用自己的学识来激发秦王统一国家的观念。然而，统一的民族和国家观念是克服民族偏见后逐渐形成的。顾颉刚先生通过批判伪古史体系揭示了中国统一观念的形成。“至于圣祀的神，各民族亦各有其特殊的。如《左传》上说鲧为夏郊。又如《史记·封禅书》上说秦灵公于吴阳作上時，祭黄帝；作下□，祭炎帝。这原是各说各的，不是一条线上的人物。到了战国时，许多小国并吞的结果，成了几个极大的国，后来秦始皇又成了统一的事业。但各民族间的种族观念是向来极深的，只有黄河下流的民族唤做华夏，其余的都唤做蛮夷。疆域的统一虽可使用武力，而消弭民族间的恶感，使其能安居于一国之中，则武力便无所施其技。于是有几个聪明人起来，把祖先和神灵的‘横的系统’改成了‘纵的系统’，把甲国的祖算做了乙国的祖的父亲，又把丙国的神算做了甲国的祖的父亲。他们起来喊道：‘咱们都是黄帝的子孙，分散得远了，所以情谊疏了，风俗也不同了。如今又合为一国，咱们应当化除□域的成见！’这是谎话，却很可以匡济时艰，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本来楚国人的鴃舌之音，中原人是不屑听的。到这时知道楚国提帝高阳的后人，而帝高阳是黄帝的孙儿了。本来越国人的文身雕题，中原人是不屑看的，到这时知道越国是禹的后人，而禹是黄帝的玄孙了（《国语>>中记史伯之言，越本芊姓；但到这时，也只得随了禹而改为姒姓了）。最显著的，当时所谓华夏民族是商和周，而周祖后稷是帝喾元妃之子，商祖契是帝喾次妃之子，帝喾则是黄帝的曾孙，可见华夏的商周和蛮夷的楚越本属一家。借了这种帝王系统的谎话来收拾人心，号召统一，确是一种极有力的政治作用。”这段论述说明了四点。中华各族古时存在着各自的信仰体系和明显的文化偏见；战争可以拓展疆域统一领土，但武力对统一观念和思想无能为力，也不能使人民安居于疆域之内；权力持有者（“几个聪明人”）用“改”祖谱的办法将各民族的祖先连到一起，使中原人的祖先与其他民族的祖先成为有血缘关系的亲戚，这种对意识形态的再造起到了武力无法替代的作用；这种从民族信仰上重塑的亲缘谱系发挥了“匡济时艰”的功效，“使各民族间发生了同气连枝的信仰”，“华夏商周和蛮夷的楚越本是一家”的说法起到了“号召统一”的作用。华夏一统的合法性由此确立。雅典政治家伯里克利在阵亡将士国葬典礼上的讲话是培养和强化国家意识的绝好例证。他通过赞扬那些既能守业又善扩张的父辈来激发雅典人的爱国精神：“在我们这块土地上，同一个民族的人世世代代住在这里，直到现在；因为他们的勇敢和美德，他们把这块土地当作一个自由国家传给我们。无疑地，他们是值得我们歌颂的。尤其是我们的父辈，更加值得我们歌颂，因为除了他们所继承的土地之外，他们还扩张成为我们现在的帝国，他们把这个帝国传给我们这一代，不是没有经过流血和辛勤劳动的。”他以同样的赞词歌颂阵亡将士，“任何人，只要他能够对国家有所贡献，绝对不会因为贫穷而在政治上湮没无闻。我们所知道的国家中，只有雅典在遇到考验的时候，证明是比一般人所想象的更为伟大。”“我们所应当记着的，首先是他们抵抗敌人、捍卫祖国的英勇行为。”“他们尽可能把最好的东西贡献给国家。他们贡献了他们的生命给国家和他们全体。”当然，国家不会忘记他们，除了纪念他们以外，“他们的儿女们将由公费维持，直到他们达到成年时为止。这是国家给予死者和他们的儿女们的花冠和奖品，作为他们经得住考验的酬谢”。伯里克利向雅典人呼吁：“我宁愿你们每天把眼光注意到雅典的伟大。它真正是伟大的；你们应当热爱它。”他多次提到“雅典”、“祖国”、“国家”、“帝国”、“城邦”、“土地”、“领土”等，希望用这些词表达一种“国家（共同体）意识”。这种意识的培养是武力难以达到的。P110-P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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