杭州小热昏

　　杭州小热昏是一种民间说唱艺术，起源于杭州街头，并在杭州、上海、苏州等地产生过一定的影响。现在人们一提“小热昏”，往往将它与“卖梨膏糖”联系在一起。其实，小热昏的起源虽然有种种说法，但溯本究源大家比较认可的一种说法是源于清末杭州街头的“说朝报”。“朝报”，顾名思义，自然是早上卖的报纸，多系杭州的地方小报，内容自然也是当地和其他地方的新闻。由于受到当时印刷技术的限制，朝报都是石印的，因此质量较差。为了吸引读者，招徕过往行人前来买报，不少卖报人，一面当当当地敲着小锣，一面用大家耳熟能详的杭州方言念出报纸上刊登的主要新闻内容，时间一长，人们便把这种兜售报纸的独特形式称之为“说朝报”。现在公认的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杭州小热昏的开山鼻祖是著名艺人杜宝林。杜宝林并非出身艺术世家，其父在杭城弼教坊开木鱼店，但杜宝林却生性喜爱文艺，无意继承父业。大约在1904年，他曾向浪迹江湖的苏州艺人陈长生（艺名马得利）学唱过民间小曲。后来当杜宝林看到用“说朝报”卖报的形式比较单一，且生意无大起色时，便在“说”的基础上加上了“唱”，他运用以前学过的民间小调，结合朝报上刊登的新闻内容，自编自演节目，在“说朝报”的基础上发展为“说唱朝报”，如此一来，表现手法丰富了，自然吸引了不少人的关注。由于“说唱朝报”这种形式生动活泼、滑稽诙谐，内容幽默风趣，唱词俚俗易懂，唱腔又是群众喜闻乐听的民间小曲，因此，这种“说新闻、唱朝报”的新形式，自然也就深受老百姓的喜爱。当时杭州流行着一句俗语：“大生意开当，小生意卖糖。”街头唱小热昏的卖艺者往往以卖梨膏糖作为自己赖以谋生的手段。杜宝林便尝试着将这种说唱兼备、贴近民众的说唱形式移植到卖梨膏糖上来。这种边卖梨膏糖边说唱，不仅时间上更为灵活，而且收入也比“卖朝报”多了不少。从此这种深受民间欢迎的说唱形式便与卖梨膏糖结下了不解之缘。其实，以唱曲带动卖糖，这种形式不独南方特有，用吟唱的方式沿街叫卖推销商品在北方也不鲜见。如今北方一些地方的卖货郎或推车或挑担，根据所卖货物的特点，边行走边吟唱，已成为民间民俗文化中一道独特的风景。据有的曲艺考家考证，用说唱的形式来推销梨膏糖，早期曾经见过，但仅是卖糖的一种促销手段。它与杜宝林开创的小热昏，开说新闻等能形成独立的说唱形式是不相同的。按照卖糖行业的说法，以唱曲来带动卖糖的分为“文卖”和“武卖”两种。所谓“文卖”即卖糖人为招徕顾客，一面熬糖，一面锉药末，在这个过程中边做糖边作一些吟诵式的吟唱，如“一包冰屑吊梨膏，二用药味熏香料；山楂麦芽能消食，使君子能打小儿痨”等等，唱词内容也多以介绍梨膏糖的药物、药性、药效等宣传词为主，而且卖糖的场所也是相对固定的，这种“文卖”的形式与艺术表演的关系不太密切。所谓“武卖”，是将梨膏糖事先熬制好，做成成品后，在街头巷尾作场时以唱小曲、说笑话来招徕买主。此时的“武卖”多为一人独档，唱说并重。唱以民间小调为主，配以小锣、三敲板（一作三巧板）等乐器伴奏来烘托气氛；说主要讲一些能够引人发噱的古今小笑话，俗称“小卖口”。相对于“文卖”的定点（有固定场所），“武卖”艺人则多浪迹江湖，流动于浙、沪、苏一带作场卖糖献艺。据现有资料，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最早的卖糖人应是应贵山和赵阿福（艺名天官赐），稍后是陈长生较有影响。有些研究者称陈为应贵山的徒弟，也有人认为陈为赵阿福的学生，当然也有可能陈向这两人均学过艺。杭州人杜宝林早年曾拜陈长生为师，他虚心好学，加之天资聪颖，因而继承了老师不少演唱风格。1911年他与老师在苏州分手后回到杭州，从此开始了独立唱曲卖梨膏糖的演艺生涯。他一人独档，唱说兼重，在作场时，用敲击各种变化的小锣来作为伴奏乐器。应该说此时的演唱还是一种养家糊口的谋生手段。P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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