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论述“情感的推崇”中，梁实秋指出由于千百年来的礼教统治，使中国人的生活在情感方面“有偏枯的趋势”，因而新文化运动发生后，“处处要求扩张，要求解放，要求自由”，情感就如同铁笼里冲出的猛虎一般，“把礼教的桎梏重重的打破’’，造成现代中国文学弥漫着抒情主义，而‘‘手予情主义”的自身并无什么坏处。这显然肯定了中国新文学具有反封建意义。同时，他也认为新文化运动对于情感推崇过分，结果出现了颓废主义和假理想主义文学。所谓颓废主义的文学，“即耽于声色肉欲的文学，把文学拘锁到色相的区域以内，以激发自己和别人的冲动为能事。……有时是不道德的（我的意思是说，不伦理的）……有时实是卑下的。”所谓假理想主义文学，“即是在浓烈的情感紧张之下，精神错乱，一方面顾不得现世的事实，一方面又体会不到超物质的实在界，发为文学乃如疯人的狂语，乃如梦呓，如空中楼阁。”这些批评，对于某些新文学作家的创作而言是多少有些切合的。可是，他在针砭“情感横溢”的同时也极力反对“人道主义”和“普遍的同情心”，却显然是偏见。他说：“人道主义的出发点是‘同情心’，更确切些应是‘普遍的同情心’。这无限制的同情在一切的浪漫作品中都常表现出来，在我们的新文学里亦极为显著。近年来新诗中产出了一个‘人力车夫派’。这一派是专门为人力车夫抱不平，以为神圣的人力车夫被经济制度压迫过甚，同时又以为劳动是神圣的，觉得人力车夫值得赞美。其实人力车夫凭他的血汗赚钱餬口，也可以算得是诚实的生活，既没有什么可怜恤的，更没有什么可赞美的。但是悲天悯人的浪漫主义者觉得人力车夫的生活可敬可泣，于是写起诗来张口人力车夫，闭口人力车夫。普遍的同情心由人力车夫复推施及于农夫、石匠、打铁的、抬轿的，以至于倚门卖笑的娼妓。……普遍的同情心并不因此而止，由社会而推及于全世界，于是有所谓‘弱小民族的文学’，‘被损害民族的文学’，‘非战文学’，应运而来。……吾人试细按普遍的同情，其起源固由于‘自爱一自怜’之扩大，但其根本思想乃是建筑于一个极端的假设，这个假设就是‘人是平等的。平等观念的由来，不是理性的，是情感的。……吾人反对人道主义的惟一理由，即是因为人道主义不是经过理性的选择。同情是要的，但普遍的同情是要不得的。平等的观念，在事实上是不可能的，在理论上也是不应该的。”在这里，梁实秋以毫不掩饰的态度，表示不赞同新文学作家以同情和赞美的感情去描写人力车夫等下层劳动人民的生活，乃至被压迫民族的生活。其理由是，人道主义的同情是建立在平等的观念上的，而“平等”是不可能的，也是不应该的。这样的看法和主张，涉及到新文学描写什么人，表现什么内容的问题。要是按照梁实秋的意见去做的话，势必影响新文学的进步性。因而，它是一种对新文学有害的偏见，是梁实秋文艺观局限性的根本所在。在论述“印象主义”中，梁实秋认为现在中国文学被印象主义所支配。所谓印象主义，“像柏格森所说，全宇宙无时无处不在变动，文学家所能观察到的自然与人生，亦不过是一些片段的稍纵即逝的影子。印象主义者就在这影子里生活着，随着他的性情心境的转移改换他对自然人生的态度。他喜欢的时候，看着花也在笑，叶也在舞；他悲哀的时候，看着太阳也是灰色的，云彩也是暗淡的。他绝不睁开了双眼沉静的观察人生，他要半闭着眼睛观察人生，觉得模糊的影子反倒幽美动人。文学不是客观的模仿，而是主观的印象了。”于是，中国曾盛行“零乱浮泛”的小诗，而小说则“什九就没有故事可说，里面没有布局，也没有人物描写，只是一些零星的感想和印象”，“只是表现自我的表面”，“肯在章法上用功的很少很少”。这样的看法虽然有嫌对新文学的成就缺乏充分的肯定，但他所作的尖锐指摘却是多少符合实际情形的。因为初期的新文学确实较少成熟之作，大多数作品还是相当粗疏的。基于这样的认识，他进一步指出，“真实的自我，不在感觉的境界里面，而在理性的生活里。所以要表现自我，必须经过理性活动的步骤，不能专靠感觉境界内的一些印象。其实伟大的文学亦不在表现自我，而在表现一个普遍的人性。”这一看法，显然是白璧德的新人文主义观点的运用。P72-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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