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9年平江惨案以后，湖南的形势日趋紧张，1940年开始大批撤退干部。记得我是1939年最后一天到达延安的。到延安后想到的第一件事，便是去看望李六如老伯。 李六如是我父亲的好朋友，都是平江东乡人，我家长寿街离他家献钟只有三十里，他比我父亲大概要小五六岁。我父亲是1922年在长沙赋闲时去世的，那时我还不满五岁。母亲拒绝老家长辈的安排，决不回家乡去，艰难地带着三个幼小的儿女在长沙读书。母子孤苦伶仃，相依为命。由于母亲的经常呛叨，关于父亲的一生，他的为人、好尚和品德，包括他有哪些要好的朋友，都深深印在儿女的心中。这不仅是一种人伦的眷念，在那个世态炎凉的社会，更是一种傲于世俗、支持上进的无形力量。 父亲的朋友颇多，有些高官、名流我见到过，但母亲常谈到的六如和竹雅(方维夏，也是长寿街人)，我却从来没有见到过。因为北伐战争前，他们早就到广东去了，大革命失败后，他们是被国民党通缉的著名的"共匪"、"暴徒"。母亲告诉我们，父亲去世时，他俩特别伤心；他们为人同父亲一样正派、耿直，都反对赵恒惕(1920年到1925年湖南的督军兼省长)，都寄希望于广东出兵。父亲是1905年去日本留学的，是同盟会员，民国初年的国会议员，到广东参加过孙中山的非常国会。六如和竹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