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四十年代苏俄汉译文学论

　　契诃夫的作品传人中国虽然较早，但其影响不能不说相对滞后，鲁迅是个例外，在四十年代人们已普遍认识到契诃夫对鲁迅的影响，郭沫若为纪念契诃夫逝世四十周年曾专门著文，认为“鲁迅与契诃夫的极类似，简直可以说是孪生的弟兄。假使契珂夫的作品是‘人类无声的悲哀的音乐’，鲁迅的作品至少可以说是中国的无声的悲哀的音乐。他们都是平庸的灵魂的写实主义”。他感觉前期鲁迅在中国新文艺上所留下的成绩，“也就是契珂夫在东方播下的种子”。但对于鲁迅同时代的大多数作家来说，人们似乎是在经历了五四狂飙突进的理想时期和革命的亢奋年代以后，就像张爱玲所言，在经过了人生“飞扬”的，“放恣”的一面以后，落在地上，踩到了土地、生老病死、饮食繁殖这“平实的生活”，认识了这“人生的素朴的底子”以后，才开始真正理解和接受契诃夫的。巴金自述他对契诃夫由隔膜到热爱的过程很有代表性，二十岁时巴金第一次接触契诃夫的作品，但他“读来读去，始终弄不清楚作者讲些什么”。三十年代当他怀着一种永远不能够熄灭的热情，拿起笔要呼唤和自己一样的青年人起来斗争，去“征服生活”的时候，他再读契诃夫，虽然自以为“有点了解契诃夫了”，但仍强烈地意识到他们之间的“不一样”，有时候竟会“读得厌烦起来，害怕起来”，窒闷得“忍不住丢开书大叫一声”，那时，他也多少把契诃夫看作是一个悲观主义者。直到四十年代，巴金说当他“穿过了旧社会的‘庸俗’、‘虚伪’、和‘卑鄙’的层层包围”以后，他才“不能不想到契诃夫，不能不爱契诃夫”，是“长时期的生活”，使他成为一个“契诃夫的热爱者”，他理解了从契诃夫那颗“真正的仁爱的心”中发出来的忧虑、关心和警告，也懂得了高尔基对契诃夫评价的意义：“契诃夫首先谴责的不是个别的主人公，而是产生他们的社会制度；他悲悼的不是个别人物的命运，而是整个民族——祖国的命运。”这也正是巴金对自己作品主题一再进行阐释的观点。对契诃夫的热爱和师法，使巴金的创作生活，从四十年代起发生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变化。在《憩园》里，作者对同样是大家庭的败家子杨老三就不像《家》中的克安、克定那样充满仇恨和厌恶，而是像契诃夫那样，怀有着一颗“仁爱”的心，温和而诚恳地倾诉着自己的忧虑、关心和警告。最明显的当然是《第四病室》，这部中篇简直可以说直接化用了契诃夫《第六病室》的主题和象征方式。《寒夜》则表明巴金已经掌握了契诃夫写实主义的精髓，标志着他师法契诃夫，从热情奔放的“青春型”激情抒发，转变到深刻冷静地揭示人生世相和没有英雄色彩的“小人物”日常琐事的悲剧命运，已经达到了圆熟的艺术境界。可以说，巴金后期对契诃夫的体悟直接驱动了他后期小说的突破和深化。张天翼、沙汀、师陀等三四十年代一大批小说家的成熟与深沉也是与他们自觉地汲取契诃夫的创作经验分不开的。P343-344

　　李今，女，1956年生，山东莱州人，文学博士，现为中国现代文学馆研究员，博士生导师，《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副主编。主要从事中国现代文学和翻译文学研究。在《文学评论》、《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等刊物上发表论文四十余篇，著有《个人主义与五四新文学》、《海派小说与现代都市文化》，译有利里安·弗斯特著《浪漫主义》、R·L·布鲁特著《论幻想与想像》等。论文《日常生活意识和都市市民的哲学——试论海派小说的精神特征》曾获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会首届王瑶学术奖优秀论文奖二等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