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手抄本的重要意义在雕版印刷术发明以前,中国文化的传递走着一条艰辛的道路,人们开始在简牍和缣帛上写和抄,继而在纸上抄和写。从文献记载分析,西汉初年就有抄书活动。汉景帝时,景帝子河问献王刘德从民间搜寻到好书时,请人好好地抄一本给藏者,留下藏者的原本,另外送金帛给藏者作补偿,因而搜集到许多书。这时无疑是一种简书。汉成帝时,在著名学者刘向主持下,中国进行了世界文化史上第一次大规模地整理图书工作。刘向等学者为每个整理本写一篇提要作为正录,送呈皇帝批阅,刘向自抄一份留底,社会上也辗转传抄,后来,刘向的儿子刘歆集中整理编成中国第一部综合目录——《别录》,这也是抄写的简书。当时,社会上也出现了一种专门以抄书为业的佣书行业。在古小说《拾遗记》中曾写汉安帝时人王薄,因家贫带着笔和简在洛阳街上摆摊卖字,王薄貌美吸引了许多求书的人,男人送他衣物,女人送他珠玉,一天之内,收人满车衣物珠玉。这就是当时一种“佣书”行业了。虽然是小说,但也是实际生活的反映。东汉时,班超因为家贫,曾为官佣书以供养。三国时,吴魏在外交活动中,为加强双方友好关系,魏国曾组织人用纸和帛分别抄写了两套《典论》送给吴国的孙权和张昭,这是一次规模较大的抄写活动。东晋释僧肇,早年以佣书为业,借着抄书的机会,“历观经史,备尽文籍”,后参与名僧鸠摩罗什翻译佛经,受到后秦统治者的赏识。南北朝南齐人庾震因父母双亡,无力营葬,尽力去为人抄写,以致使手残废,可见抄写的繁重。南梁的沈崇素六岁丧父,成人后就为人抄书,以取得报酬养母。有不少抄书人在抄书过程中,因有机会读到很多书而最终成为学者。南梁的王僧孺和朱异都是当时著名学者,他们的成就途径便是“既笔耕为养,亦佣书成学”,靠着为人抄书而遍览经史的。北朝亦有佣书的人,如北魏崔亮家贫,即以佣书为业。随着纸的普遍使用,人们对知识的渴求,除了受人雇佣抄书得酬外,也出现了一些以抄书,甚至抄大部头书求售的书贩。南北朝时扬州有一书贩,雇了一批人抄了一部700多卷的大类书《华林遍略》,向北朝的东魏大将军高澄出售。高澄很喜欢此书,但又不愿出钱收购,于是召集一批书手用一日一夜的时间偷抄了一部,将书退还书贩,这件事固然可见高澄的狡诈,但用一日一夜抄毕700卷书,用人当然不少,由此又可见从事抄书行业的人有相当的数量。《文心雕龙》是中国著名的文学理论著作,但成书后未能得到社会承认,它的作者南朝的刘勰希望当时有声望的学者沈约能给以评定。但沈约地位很高,无法求见,于是抄了一部《文心雕龙》,装作书贩,背着自己的著作在路上等沈约的车子过来时求售,果然引起沈约注意,取来读后,十分推重此书的价值。这是为自己的著作求得知音而采取值得同情的行动,但也反映出社会上抄书卖书已是常见的活动。P26-2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