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记：成的，虽然作了较大幅度的调整、改动和补充，但我深知，由于个人哲学修养的欠缺，书中肯定还有这样那样的不足，希望能得到各方面的帮助和教正。记得在香港访学期间，曾和邹谠先生的一位高足谈起我的毕业论文。此公讲述了邹先生的一段故事，说有一次，当他抱着厚厚的博士论文文稿，煞有介事地去找邹先生请教时，没曾想邹先生淡然一笑，说“小小博士论文，何必如此当真，只要用心做人，用功读书就够了”。邹先生这样说，当然不是要他的学生不拿博士论文当回事，而是说，一个学生做好论文的前提是做人用心，读书用功。有了这两个前提，不愁论文做不好。追随导师钱中文教授攻读博士学位期间，虽不是样样都尽如人意，十分出色，但总算做到了“用心做人，用功读书”这两点。现在修订出来的博士论文，是经过钱老师几番删改后的“成品”，从开题立论到框架结构，再到具体措辞，到处都充满着钱老师的指导和批正。遇上如此认真，如此严格，如此深邃的导师，让我引以为幸，也引以为荣。这篇论文本是我的一个较为庞大的研究计划“交往理性与现代设计——哈贝马斯与中国现代性问题”的一个部分，而且是一个基础部分。按照设想，这个研究计划还应该包括哈贝马斯的现代性学说在西方社会理论传统中的地位，特别是在法兰克福学派历史效果中的地位，以及哈贝马斯现代性学说与中国语境之间可能存在的互动关系等内容。说到哈贝马斯研究，我要特别地感谢我的硕士导师北京大学比较文学与比较文化研究所的乐黛云教授，是她当年的正确引导和严格教导，把我引向了关注“现代性语境下的法兰克福学派历史效果”这样一条艰苦而充满乐趣的研究课题。此外，我还要感谢哈贝马斯教授本人，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的霍耐特教授（Prof.Dr.AxelHonneth），法兰克福大学政治学系的毛斯教授（FrauProf.Dr.IngoMans），波茨坦大学哲学系的克吕格教授（Prof.Dr.Hans-PeterKrüger），以及苏卡普出版社的哈特博士（FrauDr.Hardt）和斯蒂格勒博士（Dr.BerndStiegler）等人，在我留学德国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期间，他们在生活上、学术上以及资料上向我提供了耐心而周全的帮助。我的博士学业处于“半工半读”状态。我所就职的是中国社科院文学所比较文学研究室，这个集体以周发样研究员和孙歌女士为中心，还包括程麻副研究员，陈燕谷副研究员，李蚺副研究员，陈圣生研究员以及赵远帆副研究员等。他们都是我的良师益友。在我读书期间，他们一再容忍和原谅我在许多方面的不成熟，热心帮助我克服工作和学习中的诸多实际困难，使我基本做到了工作和学习两不误。在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读书过程中，我们几位志趣相投的朋友（渠敬东、付德根、王明毅等）组成了阅读共同体。在阅读、讨论和争执过程中，他们不留情面的批评，给了我动力和信心，这点至令让我难忘。以童庆炳老师为首的答辩委员会（包括杜书瀛研究员、叶廷芳研究员、杨恒达教授、王一川教授、金元浦教授以及陶东风教授等），在论文答辩过程中向我提出了许多尖锐的问题，并为论文的进一步修订提出了很好的指导意见。特别是童庆炳老师，为了准备我的论文答辩，竟不惜花费时间和精力，收集和阅读了许多相关的文献资料，为我修改论文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史建先生是我多年的挚友，他用他的智慧为论文的快速出版创造了良好的条件，这点让我深为感动。中国国际航空公司的班松梅女士、曹韧先生和我属于一个生活共同体，我们三人每天都在努力把“交往理性”付诸实践，虽然充满了重重困难，相互之间的冲突屡屡发生，成功交往的中断比达致要来得频繁，但我们始终抱着坚定乐观的态度，积极努力，不曾松懈。没有他们两位的鼓励和支持，我的学习和研究不会做到持之以恒，更不会略有所成。曹卫东2000年7月22日于法兰克福大学社会研究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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