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再来看第二种说法。关于韩信用风筝载吹笛者的记载，其虚妄性是显而易见的。有人已经指出：“且不说古代，今日要制一个载人风筝，顺利而上，安全而降，又谈何容易！”退一步讲，风筝的安全系数如此之小，即使真的有人载于其上，恐怕也是心惊胆战，哪里顾得上吹奏什么“思乡之曲”？至于说韩信“作纸鸢放之，以量未央宫远近”，要从两方面看。一方面，无论是历史记载还是考古资料，都不能证明韩信那个时代已经发明了纸，既然当时人们还不懂得造纸，韩信何以能制造“纸鸢”？这是记载中的漏洞；另一方面，如果我们暂不考虑“纸鸢”这一细节上的失误，那么，利用风筝测量未央官远近又带有较大的可能性。明代郎瑛反驳这一记载的理由是：“线之高下，岂可计地之远近？”其实，郎瑛疏忽了，我国早在先秦时期就提出了勾股定理，那么，知道了风筝线的长度和倾斜角度，利用勾股定理，就能很准确地计算出未央宫的远近。当然，这个故事仅仪具有可然性，它毕竟不见于《史记》、《汉书》一类正史，不能当作已然的事实。《南史》中所说放纸鸦求援军之事，无疑是非常重要的记载，这是关于中国风筝最早的文字资料，《南史》还提供了事件发生的具体时间，即梁太清三年正月十三日，公历为公元549年2月25日。对这一记载，郎瑛也作了反驳，认为“放之而纸鸢之坠，义何必在于援军之地耶？”这种诘问是没有道理的，《南史》中分明交代了“因西北风而放”，并非毫无日的地乱放，只要风筝线的长度大致准确，落于援军之地的几率是很大的，况且，唐人丁用晦在《芝田录》中提到，当时放出的风筝有数十只，落入援军之地的可能性就更大了：退一步说，即使没落入援军之手，也有被人送到援军那里的希望，因为敕中写明“得鸱送援军，赏银百两”。对于处于危难境地的人来说，任何可能带来获救效果的办法都会作出尝试。因此，这一史料是完全可信的。然而，我们不能把羊车儿或梁简文帝当作风筝的发明者，危难之际创造风筝，而且放飞一次成功，这显然不合逻辑。风筝的发明必定在此之前，羊车儿或简文帝只不过利用了别人早已发明的风筝而已。至于把李邺视为风筝的发明者，这与我们已掌握的资料就更加相去甚远了。《询刍录》、《五代史》中所记李邺等放纸鸢于宫中以为娱乐的事是可信的，但仍像梁简文帝一样，李邺只不过是制作并放飞了前人发明的风筝而已。通过上面的分析，在风筝产生的时间上，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风筝初被称为“纸鸦”、“纸鸱”、“纸鸢”，其发明时间必定在造纸术已经产生并且纸张普及到一定程度之后。公元549年梁简文帝萧纲放风筝求援军只是风筝在军事上的应用，风筝发明时间必定在此之前。可以断定风筝诞生的大致时间为魏晋时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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