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几何时，我试图探寻中国建筑文脉的源流，没想到一深入进去才发现，这竟然是另一个宇宙乾坤。别说寻找什么建筑文脉的肇始发轫，就连其中一支脉也“原非竭一、二人之驽钝所能及事”，更不敢奢谈循着它的来路前行了。好在那时年轻气盛有激情，于是就莽撞地踏上了漫漫征途，不曾想狂热的激情与自信在孤寂的行程中慢慢消磨，眼前渐渐地呈现出了一派无助的渺茫。千重关山阻隔，万里阡陌纵横，到底该向何处去探询中国建筑的文脉，又该从哪里循着它的来路走来呢？就在我无所适从的时候，中国古建筑权威专家罗哲文先生给我带来了幸运和希望，并引领我为这浩淼繁复的艰巨工程奠基了第一块砖石。那就是走进中国古建筑的历史，剥离沿袭久远的“见物不见人”的诟病，虔诚地去拜访那些“物”后的建筑大匠们。于是，打开已经尘封了七十多年的《哲匠录》，原来“肇自唐虞，迄于近代”的中国建筑大匠们竟然聚会一堂，在这里进行着忘却了时空的心神交流。唐虞，亦作垂、侄，尧舜时共工，创制了规、矩、准、绳、锤、弓、矢、耒耨、耜、铫等器物。如此说来，唐虞虽不是人们习惯称谓的真正的“建筑师”，但他却发明创造了建筑师所必须使用的器具。那么，真正的建筑活动又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呢？记得罗哲文先生在《世界建筑的民族特色及其建筑技术与文化艺术的交流》一文中有这样的文字：“在中国，先民们解决住的问题最早是利用自然的山洞，稍事加工和利用树枝加工以为居住，被称之为‘穴居’和‘巢居’两种主要的形式，其后随着社会的不断发展才创造了具有基础、墙壁、梁柱、屋顶等构成的建筑物”也就是说，建筑行为是随着人类活动的开始而产生的。不过，人类最早的建筑行为似乎只是为了建造一处遮风避雨的居所，并不像今天已经衍变成为了人们一种心理上的依托。当然，随着科学技术和人类活动的不断发展进步，野外的穴居、巢居已经演变成了琼楼玉宇和高级的花园别墅，就连其最初的功用也发生了极大的变化，即由单纯的人居建筑发展到了集居住、工作、生产、商贸、休闲、观赏和纪念等等的多种样式。然而，即便在中国建筑历史上曾经出现过“覆压三百余里，隔离天日”的秦阿房宫，以至明清时期那金碧辉煌的紫禁城故宫，人们见到的似乎只有这些“五步一楼，十步一阁。廊腰缦回，檐牙高啄。各抱地势，钩心斗角”的华丽建筑，并不曾知道是什么人创造了这些经典而不朽的艺术精品。当然，囿于自古以来“道器分途，重士轻工”之固习。人们似乎并不想知道或记住那些印象中行为粗拙的“匠人”。正因如此，在这里就不能不提到在中国建筑史上具有某种开创性贡献的一个人——朱启钤，以及由他个人出资创办的中国营造学社。公元1872年出生在河南信阳的朱启钤，祖籍贵州开阳，字桂辛，晚年号蠖公，后人多尊称他为桂老或朱桂老。清光绪年问举人出身的朱启钤，自公元1894年任职于泸州盐务局后，仕途一直平淡无奇，直到公元1904年与河南项城的袁世凯结识后，由于受到袁世凯的器重才开始平步青云，乃至最后竟就任了北洋政府的内务总长兼交通总长之显职。公元1917年，朱启钤脱离政界开始经营地方实业，并取得了极大的成功。公元1919年，朱启钤在偶然的机会里于南京发现了《营造法式》一书，这是一部北宋年间官方修订的关于建筑设计和施工的专业性书籍。对于这本中国古籍中最完善的一部建筑技术专著，朱启钤明白它是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特别是宋代建筑必不可少的参考书，于是就委托商务印书馆影印出版。到了公元1925年，朱启钤竟然个人出资创办了“营造学社”，后来还以他个人的声望和影响争取到了中美庚款基金的支持，并于公元1930年正式成立了“中国营造学社”。于是，学社里聚集了当时中国建筑学界最顶尖的一大批“哲匠”，而正是由于有了他们的不懈努力，才开创和奠定了研究中国古代建筑的一门新学科。既然如此，朱启钤不仅亲自主持中国营造学社的事务，而且还对北京的城市建设和文物保护方面也作出了重大贡献。例如，打通东西长安街、开放南北长街和南北池子、修筑环城铁路、疏浚护城河、创办北京第一个公园——中山公园，以及将承德避暑山庄二十余万件文物运抵北京、开设古物陈列馆、开放皇家园林颐和园北海及天坛雍和宫、搜集和保护江南丝绣文物等。同时，朱启钤还发表、刊印了诸多相关的学术文章、刊物和著作，例如：《中国营造学社缘起》、《中国营造学社开会演词》、《中国营造学社汇刊》、《元大都宫苑图考》（与阚铎合著）、《存素堂丝绣录》、《存素堂入藏图书河渠之部目录》、《题姚承祖补云小筑卷》、《梓人遗制，元薛景石著》（与刘敦桢校译）、《哲匠录》（与梁启雄、刘敦桢合著），以及《蠖园文存》、《芋香诗录》等著述和校刊的《三图儿（蝶儿、燕儿、匡儿）》等等。那么，朱启钤为什么要创立中国营造学社，并为此付出如此的辛劳呢？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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