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年，执政府门前的那阵阵枪响，把所有的知识分子的灵魂都震撼了。鲁迅停止了正在进行的写作，愤然写道：“实弹打出的是青年的血”，“笔写的，有什么相干？”他把这一日称作是“民国以来最黑暗的一天”，并且预言：“这不是一件事的结束，是一件事的开头”，“拖欠得愈久，就要付出更大的利息”。而亲历了这场大屠杀，从死尸堆里爬出来的朱自清，则感到这是一个“可怕的日子”，他奋笔写下了《段政府大屠杀记》，要国人“看看这阴惨惨的二十世纪二十六年三月十八日的中国……先生的课就是这么好听，怨不得人多。我们必修的只有三十几个，一百多人的教室却总是站了满满的人。外面的阳光正好，每个星期三的上午在美丽的阳光里听先生的课，真是幸福。最喜欢先生念文章给我们听。这个时候就可以轻松甚至慵懒地听先生念，出了神，或者小小地就溜了号，看见阳光很欣喜地舞蹈。——北大“新青年”网站文《祝先生早日康复》已经不止一次听见学生说我“可爱”了——坦白地说，在对我的各种评价中，这是我最喜欢、最珍视的，我甚至希望将来在我的墓碑上就写上这几个字：“这是一个可爱的人。”这正是我的终生最大追求。我确实经常尖锐地批评北大，也不想否认对今日的北大的深刻的失望，我也因此被北大的某些人所厌恶，但真正懂得我对北大刻骨铭心的爱，并且支持我的，也是北大人北大永远是我的精神圣地。我想写20世纪“中国的故事”与“我的故事”，两者互为参照，互为补充，或许能构成一个体系。完成这样的工作，我的年龄大概是有一点优势的：比起年轻的朋友，我已步入老年，却有了他们所没有的阅历与体验：在老年社群中，我还是一个“小弟弟”，因此尚有精力作一点研究工作。是的，我存在着。我努力着。我们又这样彼此搀扶着。——这就够了。可以这样说，二十年来我所做的工作，集中到一点，就是“讲鲁迅”，并且试图“接着往下说”，以便把民族、家庭与个人的世纪苦难转化为精神资源。——钱理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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