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本《屎的历史》（Histoire de la merde）的法文本标题中有“序言”的字样，确实，这本小册子只提供了一个框架，让人期待更多的细节分析。只是拉波特没有时间了，他在1984年死去，年仅35岁。以学术代来划分，拉波特属于1968年五月风暴那一代人，与福柯等人比，他是小字辈，主业是心理分析。作为1970年代成熟起来的知识人，对权力的批判是他一直关注的，同样贯彻于他与人合著的《民族法语：法国大革命时期国民语言的政策和实践》之中。在屎尿与权力之间，弗洛伊德是中介。在弗洛伊德理论中，人的主体性的形成与他和身体、和粪便的关系密不可分。而主体同样是权力话语中的主体，法文“sujet”兼有“主体”和“臣属”的意思，那么国家话语中的主体也是国家的臣民。与福柯一样，拉波特批判的着力处也在于权力话语。人生于粪尿之间，是拉波特书中一再出现的句子。下体集中了人的生殖和排泄器官，两者关系复杂。婴儿性欲最初三个阶段口唇期（口欲期），肛门期（肛欲期）和性器期（性蕾期），属于自体性欲满足的阶段，此后进入俄底浦斯情结阶段，性欲的满足转向外界对象。在肛门期，粪便从身体脱离，但仍然被当作身体的一部分，婴儿把玩粪便，不觉其臭。觉得粪便污秽，对之产生厌恶，是主体意识形成的标志。如果停留在肛门期的自恋，就会出现所谓“肛门人格”，迷恋粪便。拉波特多次提到性变态者萨德侯爵，此人的名字是“虐待狂”（Sadisme）的词根，他的小说中表现出恋粪、恋尿、恋屁的倾向。同样是吃屎，真福圣女玛丽·阿拉科克尝病人的粪便，她却受到尊崇。拉波特将这两人并列，是足够辛辣的做法。他就是要绕开所谓伟大的文明，去搅一搅文明的下水道。 围绕着权力与话语，拉波特在1539年的法国找到一个切入点。法国国王弗朗索瓦一世颁布维莱尔—科特莱敕令，规定法语取代拉丁语成为国家行政和文书的语言。在同年秋天，国王规定了要将巴黎城内牲畜迁出，并且要求各户人家修建粪坑，并且按规定处理垃圾、污水和粪便。民族语言政策与民族卫生政策是同时确立的，拉波特所关注的是两者之后的国家话语。法国这项最早的卫生政策要求各家清扫门前，把垃圾堆在墙根，并且各家都要有自己的粪坑。一个进程启动，公权力逐渐将粪便打入私领域。在语言上，一个纯洁语言的运动也开始了。国家，作为公权力，成为纯洁的化身。罗马皇帝韦斯巴芗对尿征税，他的儿子提图斯有异议，皇帝将税金拿了让他闻，问可有臭味，提图斯答曰没有，但却说其来处无可否认。金钱进了国家的金库，便洗去铜臭。将权力与大粪重新建立联系，是这本书的主旨。拉波特戏谑地说辉煌的罗马文明的精髓就是下水道，引用《尤利西斯》中布卢姆的见解，即文明到哪里便是厕所到哪里。被打入私领域的粪便进一步被个体化，归属其主人，这一进程对应的正是现代社会的个体意识。与之类似，殡葬的方式，也从乱葬过渡到个人坟墓。对于拉波特而言，粪便与尸体同是死亡的肉体，两者的个体化其实同属一个过程。而像萨德那样的变态者，迷恋粪便的另一面正是迷恋死亡，他可以将排泄物当宝物馈赠于人，也可以将喜欢的人视作粪便、死人，加以蹂躏。拉波特书中提到的太阳王路易十四，坐在马桶上接见臣属是他的恩宠，如同太阳的光辉，他的大便味道也铺盖四方。 拉波特的嘲讽是毫不留情的。他举的另一个例子是中世纪神学争论中的“圣体消化成粪论”。基督教中领圣体仪式，以面包和红酒代表基督的血肉。于是，圣体经过消化变成什么便成为大问题。那些圣体消化成粪论者以《马太福音》所说的“岂不知凡入口的，是运到肚子里，又落在茅厕里”为依据，认为如果基督的肉身和血液在面包和红酒中成为实体，那么如果这实体被领圣体者原样吃下，基督血肉应当经历实体所承受的相同的变化。拉波特的幽默往往是通过暗示，有时过多借助言语的双关。比如他批评国家借助“按需分配”的许诺来剥夺个体，利用法文 “besoin”的“需要”与“解手、方便”的双重含义轻易地转入粪便。其实，本书的题目中的“merde”，翻译成英文是“shit”，除了是“屎”的意思，还是骂人话，相当于“他妈的”、“狗屎”之类。照拉波特对罗马文明的说法，文明就是臭狗屎。这么说起来，这本书谈论着文明和权力话语的历史，其题目暗含的意思便是“狗屁文明的历史”吧。《屎的历史》一书中，涉及大量文化背景，实在是幽默得有些让人吃力。 东郭子问庄周道在哪里，庄子回答说道无所不在，在东郭子一再追问下，庄子答道在蝼蚁，在秭稗，在瓦甓，在屎溺（《庄子·知北游第二十二》）。对于多米尼科·拉波特（Dominique Laporte）来说，无所不在的是权力，而屎溺正是剖解权力之道的利器。或许我们能够模仿庄子说“权在屎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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