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是一个还没有长大，就要怀旧的时代；没有长大，是因为中国还没有进入现代文明社会，之所以怀旧，是因为我们看到了正在经历社会变迁的痛苦时，看到了前景，而又无法指望那个前景的同时，人们不得不怀念孩提时的纯真年代。这似乎是一种尴尬的社会心理，这个社会心理与这个时代的无奈难解难分地纠缠在一起，这便是被主流话语所控制的大众舆论和各种娱乐节目不再奢谈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理想了，也少有触及残酷的社会现实，而是拼命地怀旧，北京的大小荧屏热衷肉麻的各类清宫戏，上海舆论迷恋“东方巴黎的种种破碎的梦境”，在这个背景下，“50年代的人”、“60年代气质”和“生于70年代”的主题不断出现在大众话语中，这从总体上都是无可奈何的“怀旧心态”的体现，因为面对未来，大家都很茫然，面对现实，又觉得很累，一切无从说起。只剩下回忆过去时所能得到的一点自慰。当崔健变胖发福，没有力气再唱《一无所有》而是与洋歌星有板有眼地唱双簧的时候，我们知道，他所代表的一个60年代的某个气质已经结束了，并隐约开始了一些人的怀旧历程。艺术是一个时代的镜子，一个时代的艺术反映这个时代的人对自己所经历的时代的看法和认识。当50年代的人出国的出国，下岗的下岗，退休的退体的时候，60年代的人还有时间和精力来眷顾过去和思考现实。但60年代又是一个很大的话题，涉及广泛的领域。我将焦点集中在60年代出生于北京，并在这个城市长大的艺术家，他们的艺术实践打上了鲜明的北京城市文化特色的烙，印，或者说北京在60年代以来的各种变迁和古老城市文化氛围造就了他们艺术的特质。这几位艺术家是60年代初出生的展望，60年代中期出生的王玉平和喻红，以及晚期出生的章剑。这几个人的一个共同特点是在80年代末毕业于中央美术学院。有人说：“‘60年代气质’，这却好像是一种倒错的说法。因为人们往常提到三四十年代的人时，一般的意义是指‘生存’在那个时代的人，而并非‘出生’在那个时代的人。二十多年前，作曲家谷建芬有首著名的歌曲《年轻的朋友来相会》，其中唱道：‘光荣属于80年代的新一辈’，那么这个‘80年代新一辈’也绝非指出生在80年代的人，而是指生活在当时那个时代的人，尤其是年轻人。”这样的说法是有些偏颇的，“60年代气质”。可以理解为“出生于60年代的人的气质”，也可以理解为“在60年代走上历史舞台的一代人的气质”。实际上，正如我们说大学生有“89级”和“89届”之分，前者指这年入学，后者指毕业。虽然“60年代气质”没有“级”和“届”的明确说法，但在中文语境中，活跃在“60年代”的一批人是已经被历史定格过的“老三届”、“红卫兵”，他们是“文革”气质的一代。所以“60年代气质”很明确，是指60年代出生，并在90年代浮现出来的新一代人。出生在60年代的北京人有什么样的特点呢？王朔的小说和电影《阳光灿烂的日子》中有生动的描绘，但那只是一个有北京特征的局部，即一种新八旗式的虚骄与狂妄，毫无疑问，这是新版本的北京市井文化。作为中国传统和现代政治文化反复较量的中心，北京60年代体现出明显的废墟意识和历史的沧桑感，以及现实的虚无感，“文革”中大量的知识分子被迫害，权力倾轧给全社会所带来的危害使北京的知识分子更加深刻地体会到民族的忧患意识——例如最近畅销的《往事不如烟》所反映出的精英知识分子的心路历程。在现代化的鼓噪下，传统文化被消耗殆尽，而现代文明社会所需要的制度和法律仍然步履维艰，难以建立起来，而行政化市场经济也不断推出一个又一个泡沫。P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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