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尚书》中的《禹贡》,大致成于唐虞之时。《论语·为政》曰:“子曰:‘《书》云孝乎!’”可见其成书久矣。两汉时期,自孔安国、郑玄以来,注释《尚书》全篇者不知凡几;南宋时期,自程大昌、毛晃以来,专门注释《禹贡》者亦不知凡几。虽然《禹贡》一篇,自“禹敷土”至“告厥成功”,全文祇有一千一百九十四个字,但是,由于岁月的推移,河山的变易,人类的开发,现今之地貌(地形),已非禹时的景象了。《史记·夏本纪》及《汉书·地理志》皆曾记载《禹贡》全文。大致说来,《夏本纪》及《地理志》虽与《禹贡》文词稍有差异,但有关地理的记述,并无不同之处。然而两千年来,学者注释《禹贡》地理,可谓“各言其志”,不仅难能一致,甚至南辕北辙。其中较为著名者,如九河、三江、九江、黑水、彭蠡、三危、陪尾等等之所在,真是“言人人殊”,令人迷惑不已。直到今日,仍有不少的地理问题,仍无法得到合理的解释。有关《禹贡》地理的阐释,汉时,治《尚书》者即不能言黑水、三危等之所在;东汉以后,又有九江、陪尾等之纷扰;唐、宋以后,更有三江、彭蠡等之争辩。于是学者注释《禹贡》,有人望文生解,有人断章取义,有人不依据《禹贡》篇中所述,有人不顾及禹时的地理背景,以致后世学者对《禹贡》地理的见解,往往偏离《禹贡》事实,竟至不堪卒读。此诚《禹贡》极为不幸之事!至于九河,《禹贡》篇中虽然提到两次:其一,兖州谓“九河既道”;其二,导河谓“又北播为九河”,但并未明指九河之名。何况,古史虽有九河之记载,但多无确实处所。尤其在周定王五年(公元前六〇二年)以后,河道屡经迁徙,海岸时有升沉,以致大河下游地带,沧海桑田,变化无已。因此,现时即使想探寻《禹贡》九河故道,恐亦非易事。今后是否能从地形、地质、水文、考古、古史等方面的研究,一探《禹贡》九河故道的究竟?祇有待学者进一步的努力了。著者虽研究《禹贡》地理多年,终因国家多难,教务繁重,以致延误至今,桑榆之年,始将研究心得提出发表。但愿《禹贡》地理上的疑难,能获得圆满的解决,以恢复《禹贡》原来的面目,则幸矣。可惜,一九四九年以后,海峡两岸长期隔离,不仅古图书难以搜求,而且踏勘故国河山更非易事。所以,这本杂论,定有甚多缺失,尚望专家多多教正,亦幸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