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闭关锁国”的由来国门大防是天朝尊严的象征。当被汪洋阻隔、不知华夏为何物的西方人发现泱泱中土时，惊讶激起兴奋，首先引动的是欲望，并且夹杂着贪婪、残暴和原始的血腥。史载，明朝正德十二年（1517）就由8条葡萄牙的海盗船闯入珠江口，开炮示威；次年，又登陆建立据点，干尽了“剽劫行旅”、杀人越货的勾当。16世纪中叶，西班牙人成为海上霸主，通过与明王朝联手夹攻福建沿海的民变，窥测了中国海防的底细，于是狂妄地宣称：只要有“五千名西班牙人就可以征服中国”。尽管他们没有践履狂言，但藐视中华的殖民主义心态，却像瘟疫一样流播欧洲，国门自此无宁日。从17世纪到18世纪，随着海上霸权的易主，葡萄牙人、荷兰人，俄国人、英国人纷至沓来，他们骚我海防，抢我渔船，杀我百姓，侵我岛屿。其间，澎湖列岛两次丢失，台湾也被荷兰人占据了数十年之久。殖民主义的侵犯，加剧了中国封建统治者的戒备防范心理，开始把闭关锁国的政策与国门大防联系在一起。一位叫福斯特的美国外交家，在1904年写的一本著作中分析道：16世纪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没有忽视已经以武力占领了菲律宾、爪哇和其他海岛，并在印度和马来半岛取得了立足点的葡萄牙人，荷兰人和西班牙人的侵略气焰。在中国自己的港口与这些民族以及英国人的早期接触中充满的暴行与杀戮，这就使中国当局在十七世纪采取了导致封闭除广州外的一切港口的严重步骤，而且，即使在广州对外交往也是在极其苛刻的条件下进行的。”殖民主义扩张的背后，有巨大的经济利益驱动，通商自由是他们行动放纵、无所顾忌的招牌，而对中国政府的闭关政策，殖民主义者采用了软硬两手：硬者，以武力威吓；软者，用金钱收买中国官员，以获取超越限制的贸易权益。16世纪，葡萄牙人用行贿的办法得到了澳门居留权。18世纪英国东印度公司能够垄断与中国的贸易，很大程度上得到了“广州利益集团”的庇护。原因是主管对外关系的清朝官员从中填饱了私囊。为此，公司”于1775年建立了一种秘密基金（即后来东印度公司所称的，公所基金，）”，每个成员都要“把他贸易利润的十分之一”交付行会，“在必要时间用来应付（中国）官员的勒索”。到18世纪末，“这种营私舞弊行为恶性发展，每个海关监督在三年任期内所能作的一切就是尽量中饱私囊”。一个肖叫在清朝官府内的“广州利益集团“诞生”，它逐渐把从贸易吮吸来的款项变成了与外商或公行有关联的所有人、小官吏的资财”（费正清主编《剑桥中国晚清史》上卷，第175页）。事实上存在的贸易利益与国家自卫的重要性，使清廷陷入两难。到了1685年，康熙皇帝下令开放海禁，指定了广州、漳州、宁波、云台山等四地为通商口岸，意在扩大对外贸易。但从国家自卫的角度设想，清廷又作了许多严格的限制。比如在广州，外国商船可以驶入黄埔停泊，外国兵船却不准驶入；商船中若携有火炮，必须在入港前卸下。外国商人在广州做买卖，须持有清廷颁发的特许证明，而且在广州的起居行动也应受到约束，诸如不准过冬；不准雇用中国人和向中国人借贷资本；不准离开”夷馆”，随处游荡；不准携带妇女入城；不准乘坐轿子等等。这些禁条里有维护国防安全的考虑，也有维护封建礼仪教化的用心。就拿乘坐轿子来说，突出了中国官绅高洋人一等的地位；禁止”夷妇”入城，则是男尊女卑观念与净化风俗的延伸。对此，一些西方国家表示了极度的不满，文攻武吓的手段层出不穷，到头来又迫使清廷宁愿放弃贸易利益，而更加关注国防安全。闭关锁国政策略经颠簸后，又回到了康熙前的情景。反省这段历史，我们应该把动机与效果联系起来看：就动机而言，认为18世纪清廷的这些通商制度仅仅“是落后的闭关锁国政策，而不承认它起了民族自卫作用，是错误的”；但就历史结果而言，“把这种自卫政策同争取本国的社会经济的进步发展结合起来”（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上册，第21页），则是愚蠢的。一方面它隔离了近代文明，为保护落后制造温床；另一方面，在缺乏比较的状况下，毫无根据地坚持“天朝上国”观念，使得发展资本主义在中国成为极其困难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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