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我母亲家的三天

　　戴芬娜没有说我让她提心吊胆。可这“所有的人”从何说起呢？其中也包括我们的两个女儿，两个非常清楚她们的父亲正陷入困境的成年女子吗？肯定包括她们。可能还包括我的母亲、我的姐姐和妹妹们。可是，戴芬娜就像我一样，几乎不去看望我的家人；我不怎么去看望我的母亲，心里愧疚得很。我几乎每一天都对自己说，应该到上普罗旺斯阿尔卑斯省去看望她，她的家在那里，她独自一个人在那里生活，但我总是下不了决心。在电影《八部半》[1]里，墓地的那组镜头中，当马斯特洛亚尼扮演的那位导演看见他父亲突然出现，他难过地发现他们几乎没什么交流：“爸爸，我们之间的话那么少！”很有可能在将来的某一天轮到我悔恨，不是悔恨自己跟妈妈说话太少，因为我几乎每天晚上都给她打电话，而是后悔太少见她，尤其是最近这些年以来。我那八十高龄的老母说的比我还要绝。她在电话里下了结论：“总而言之，我这一辈子将不怎么会见得到你。”这句话可真是一语中的！我不知道她是不是明白，可是，见我不言语，她不厌其烦地解释说：“是真的！你很早就离开了家门，你那时多少岁来着？十七岁，还是十八岁？”“十九岁，妈妈！”“是啊，你看看今天的年轻人多大一把年纪还呆在他们的父母家里，就知道你离家也太早了一些。”一直到九十年代末，她每年都要来巴黎好几趟，在我家里住几天，在我妹妹玛德莱娜家里住几天。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是她来看我。如今，她几乎足不出户了。要来一趟巴黎的话，她事先还得跑去咨询一位专家，而且她觉得最好的专家在马赛。马赛离她住的地方不到一百公里，她都嫌路途遥远。我的一些朋友也一定把他们内心的忧虑告诉过戴芬娜。我敢打赌，在我睡觉期间（我一般情况下要到下午过完一半的时候才睡醒，有的时候还要晚些），她接到过他们的电话：“弗朗索瓦怎么了？他都杳无音信了。我最后一次见到他时，他看上去精神不太好。我们很担心他。”当戴芬娜告诉我，我让所有的人都提心吊胆的时候，她的声音低沉得就像贝多芬《暴风雨奏鸣曲》中的钢琴声，或者像维瓦尔第《海上暴风雨长笛奏鸣曲》中的巴松管的声音，总之，天空中有暴风雨，这绝不是一杯水中的暴风雨。我们的共同生活跟一杯水没有任何关系。有的时候，我们的生活会刮起飓风。风从两个方向刮来会生成旋风，我这么回答，还补充说“风暴角”因为有了“好望角”这个名字而举世闻名，说希望和风暴之间的关系，与爱恨之问没完没了的冲突相比，更不在正常状态。我还说到拉丁语中的暴风雨（tempestas），既有好天气也有坏天气的意思。我拼命挣扎，企图摆脱困境，但戴芬娜看得明明白白。

　　弗朗索瓦·威尔冈，1941年12月9日出生于布鲁塞尔。他的父亲是编辑、作家，威尔冈从小就是在打字机的嗒嗒声中长大的，但古板的父亲要求儿子从事电影而不是创作。威尔冈于是成了电影评论家和导演，拍了不少电影，其中最有名的是《肉色》。27岁的威尔冈偷偷写出了《莎乐美》，他担心有些女人会对号入座而引起麻烦，直到37年后才出版。1997年，他出版了以父亲为题材的小说《法朗茨和弗朗索瓦》，而后他花了七年时间写出了《在我母亲家的三天》，一面世即获得龚古尔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