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1921年，赫伯特在切尔滕纳姆的苦恼已经严重至极，以至于他试图逃离那里。这对于一个具有高度责任心的孩子来说，的确是一个极端做法。不过，父母生意上的萧条意外地解决了他的困境。第一次世界大战临近结束时，经济条件相当恶化，节日旅行的人也锐减，而且，人们对毛皮之类的奢侈消费品的需求量也大大降低。西姆·哈特难过地写信告诉赫伯特，自己不得不让他离开“这所极好的学校”。可对于赫伯特来说，这真是“一条来自天堂的消息”。他由此同自己的哥哥一样，被送往布拉德福德中学。直到1926年，他都一直待在那里，接受了整个中学教育。然而，即使是切尔滕纳姆那段短暂而又不快的日子，他也给自己的老师们留下了深刻印象。在获得牛津大学的奖学金及毕业之时，他收到来自那所学校教师的数封热情洋溢的贺信，其中一封还问他是否能够将他在牛津取得的成功归属于“切尔滕纳姆老校友”的荣誉。赫伯特在信的页边毫不犹豫地写了一个“不”字。赫伯特最终转入布拉德福德学校，这为他提供了一个能实现自己学术潜能的环境。而且，在那里，他找到了一种归属感和作为个人受到尊重的感觉。布拉德福德学校是一所男子中学，教育水准不俗，学生们具有广泛的社会背景。由于还没有从切尔滕纳姆的不快经历中恢复过来，所以赫伯特最初不那么自信，还无法适应这种不同校园文化的急剧变化。好在命运垂青，在开头几周，年轻的莱斯利·斯泰勒（kslieStyler，他后来成为赫伯特在牛津大学的同事）受学校的委派来照顾赫伯特。他很快就安定下来。当他回顾在布拉德福德的时光时，他认为那是一生中最快乐的日子之一，而且正是这段日子最终决定了他未来的职业。布拉德福德的氛围更加开放，管理也不那么严格，让人感觉如同在美丽的乡间散步。慢慢地，赫伯特越来越强烈地爱上了这个地方，他也进一步培养起自己敏锐的美感。学校有几个教师特别优秀，他们的课堂让赫伯特内心深处感到有一种不断进行思想交流的兴奋。戈达德（Goddard），古典文学的指导老师，对奥地利思想家奥托·斯宾格勒（Otto spengler）的思想很感兴趣。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一书中提出一个命题，即文明的发展经历是一个繁荣与衰落的循环路线。戈达德带领赫伯特进入一个重要而又具有许多智识乐趣的哲学领域，既让他对大量假设和普遍原理的爱好得到满足；同时又通过更为正统的教学手段，使赫伯特对语言的各种精确的细微差别颇感兴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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