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本文系袁行霈先生为庆祝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所撰，原题为《燕南园62号——记恩师林庚》。今征得袁先生同意，作为本丛书总序。袁行霈燕南园62号是一个中式的小庭院，庭院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右手数竿竹子掩映着几扇窗户，窗棂雕了花的，那就是静希师住房的东窗，窗边就是他经常出入的东门。走进东门穿过走廊是一间客厅，客厅南窗外有一段廊子，所以客厅里的光线不很强，有一种舒缓从容的氛围。从客厅一角的门出去，右转，再打开一扇门便是他的书房，那里东、南、西三面都是窗子。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总有灿烂的阳光照进来陪伴着老师。这正应了他的两句诗：“蓝天为路，阳光满屋”。静希师到燕京大学任教时，住在燕南园一座独立的小楼里。但他喜欢平房，更喜欢有属于自己的大些的庭院，便换到62号来。他在院子里种了一畦畦的花，春天，鲜花布满整个院子，他享受着田园诗般的乐趣。静希师从五十年代末期就买了电视机，那是一台苏联制造的黑白电视机。他喜欢体育，常看的是体育节目。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第26届世乒赛期间，系里的年轻教师们每天都到他家观看比赛的实况转播，他的家成了演播厅。客厅里临时凑了全家所有的椅子和凳子，摆成一排排的。大家坐在那里一边观看比赛，一边发出赞叹声和欢呼声，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没有转播的时候，那些座位也不撤掉，等待着另外一场观众。就在这次比赛结束以后不久，老师买了一张乒乓球台，放在院子靠近南墙一片宽敞的地方，系里的青年教师常去那里跟老师打球，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老师的眼神好，对球的感觉敏锐，处理球的手法细腻，会突然抖腕发力，改变球的方向，使我招架不住。他还喜欢唱歌，原来只见他有一台相当讲究的电唱机，以及若干老的声乐唱片。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就会美声唱法，能唱到高音C。大概是得益于唱歌，他原先的哮喘病，进入老年以后竟然痊愈了。他曾热心地教我发声的方法，还画过一幅头腔图，告诉我源自丹田的气如何经后脑绕过头顶，灌向鼻腔和口腔，以发挥头腔的共鸣作用。我在北大求学和工作的五十一年间，不知多少次进出这庭院，进出这客厅，在那里向老师求教，一起谈论学问和人生。其实我之留校任教，也是林先生亲自选定的，正是他对我一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我毕业后不久第一次登上讲台讲课时，静希师还有钟芸师、一新师兄都去听课，课后便到林先生的客厅里小坐，他们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指点。有时候老师让我进入他的书房，我们隔一张写字台面对面坐着，写字台中央有一方砚台，一个玉雕的水盂，还有一个方形的笔筒，瓷的。在书房里，我们距离更近，谈话也更亲切。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当然多的还是学问，屈原、李白、《西游记》、《红楼梦》，以及外国的文学，不管甚么话题，老师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一次谈到孙悟空，他说孙悟空身上有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情绪和叛逆精神。有一次谈到水分，他说如果没有水分，干巴巴的东西有甚么意思？《红楼梦》里写贾母把鸳鸯调理得像“水葱”似的，这“水”字就很好！1962年静希师开始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部，为了培养我的学术能力，让我负责初盛唐部分的初选和注释的初稿。那年我才26岁，对老师的信任格外感激。在选注过程中，他常常提出一些我意想不到而又令我十分佩服的看法。他告诉我杜甫的《新安吏》一定要选，其中“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几句写得特别好。特别是“眼枯即见骨”，很有震撼力。我仔细体会，老师的艺术感受力确实非同寻常。他还告诉我，李白的《独漉篇》，别人都不选，我们要选。这首诗我原来没有留意，经老师指点，细细读了几遍，才明白它很能代表李白独特的风格，末尾四句：“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这样奇特的想象和构思，这样明快而新鲜的语言，非李白写不出的。又如，他说杜甫的那句“即从巴峡穿巫峡”，过去的解释不妥。三峡中的巴峡在下，巫峡在上，杜甫出川怎能从巴峡穿过巫峡呢？他引证古籍中的材料，证明这首诗中的“巴峡”乃是巫水流向长江的那一段山峡，因为在巫山中间，所以又称巫峡。经老师这样一讲，诗的意思就豁然贯通了。回想起来，在我追随老师的这么多年里，他固然教给我许许多多的知识，但使我受益更深的是他给了我一种眼光，一种鉴别的眼光；还教给我一种方法，一种直透文学本质的方法。搜寻我的记忆，他从未对我耳提面命、厉言疾色，而总是在启发我鼓励我。他对我所作出的学术成绩，从不当面夸奖。当我出版了新书恭恭敬敬地送到他的面前，他也从不说些别人在这情况下通常会说的客套话。但我请他为我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撰序的时候，他却十分痛快地答应了，而且很快就写完给我。在短短的篇幅内，叙述了我们师生的情谊和学术的交往，并对我书中的内容，提要钩玄略加评论。其论述之精当，语言之隽永，口吻之亲切，气度之潇洒，置之于晚明小品的名篇中也是上乘之作。静希师一生提倡少年精神，他常说：人在青年时代最富有创造力。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他鼓励我抓紧时间作出突破性的成绩，可惜我未能做到。后来他仍不断鼓励我在学术上要胆子大一些，要追求突破，只要是经过自己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就要坚持，不必顾忌别人一时的看法。这使我想起他对自己所提倡的“盛唐气象”的坚持，当这个见解刚发表的时候，遭到强烈的反对，但他从未放弃，后来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他常常把自己新写的诗读给我听，并让我评论。我特别喜欢他51岁时写的那首《新秋之歌》，诗的开头说：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这首诗里洋溢着对年轻人的爱和期望。他鼓励年轻人飞翔，希望他们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诗的结尾是这样的：金色的网织成太阳银色的网织成月亮谁织成那蓝色的天落在我那幼年心上谁织成那蓝色的网从摇篮就与人作伴让生活的大海洋上一滴露水也来歌唱这样铿锵的韵律，这样富有启发性的意象，这样新鲜的感受和语言，四十年后读起来还觉得好像是旦晚才脱笔砚的。八十年代前期，我曾热衷于写旧诗词，他也把自己年轻时写的旧诗词给我看，都是些很有境界的作品，但他并不看重这些，他要用现代的语言，创造新的境界、新的格律、新的诗行。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你真该学习写新诗！”言外之意是把精力放到写旧诗上有点可惜了。我于是也跟着他写了一些新诗，可是总也写不出那样新鲜的句子来，这才知道新诗的不易。几十年近距离的接触，我越来越感到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极致。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我从未听他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他有童心，毫不世故；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所以他总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他九十岁出版的诗集《空间的驰想》，是诗性和哲理巧妙融合的结晶。在这本书里，他推崇人的精神，歌颂精神的创造力，他希望人类不要被物质的“灰烬”埋葬，而失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他用物理学家的眼光思考时间和空间，呼唤人类对空间的突破。正是这种深刻的思考、博大的胸襟，以及始终不衰的少年精神，支持他度过了九十五年的人生路程，依然如此健康而又才思敏捷。静希师的学问和他的新诗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一般文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他的学术成就无疑是高超的。他的《中国文学史》，每一版都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反响，其特色和价值，越来越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香港有学者在一本评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专著中，对静希师的《中国文学史》用了很大篇幅详加论述并给与高度的评价。静希师关于屈原生平的考证，关于《天问》是楚国诗史的阐释；关于唐诗的多角度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盛唐气象”的精彩发挥，以及关于李白“布衣感”的揭示；关于《西游记》文化内涵的新解，以及其他许多见解，在提出的当时都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仍然给我们许多启发。但仅仅讲这些还是难以看出他可贵的独特之处。他可贵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他对《楚辞》的研究解决了如何从散文语言中创造诗歌语言这样一个重要的、从未被人注意过的问题；他对“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提倡，既符合建安和盛唐诗歌的实际，也启示着新诗创作的一种突破的方向。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史家早已得到公认，但他在新诗创作上探索的成绩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他也许会感到一点寂寞，但仍处之泰然，这是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检验的。我相信他的新诗创作，他对新诗格律的创造性探讨，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今后新诗创作道路的探索中发挥作用。静希师在燕南园62号这栋住宅里生活将近六十年了。虽然院子大门的油漆已经剥落，室内也已多年没有装修而显得有些破旧，但住在这里的年近百龄的主人精神依旧！有时趁着好天气我陪他在燕园散步，他不要我搀扶，自己昂首向前，步履安详，真不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他曾告诉我，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他一辈子都昂着头，而昂着头的人，精神是不老的！2004年9月25日导读徐志啸林庚先生是海内外著名的楚辞学专家，他毕生与楚辞结缘，从上世纪三十年代在福建长汀的厦门大学从事文学史教学，到八十年代在北京大学问世《天问论笺》并带教楚辞研究的博士生，楚辞可以说陪伴了他半个多世纪，他也将自己大半生的岁月，浸润在了屈原和他的作品的世界中。这期间，除去与文学史研究有关的内容（《中国文学史》和《中国文学简史》著作中的楚辞部分），他的楚辞研究的主要成果，是两部代表性著作——《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和《天问论笺》，前者于1952年初版，1955年二版，1981年三版，一本学术著作能一版再版，可见受欢迎的程度，后者问世伊始即博好评，认为是清末以来《天问》研究的集大成，并于1995年荣获全国高等院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一等奖。毫无疑问，这两部著作凝结了林先生在楚辞研究领域数十年辛勤耕耘的汗水和心血，书中俯拾皆是的精见新论，乃是他潜心探索深入思考的集中体现。①一林先生研究楚辞的初衷，或谓最初的动机，是为了配合文学史研究。三十年代初期开始讲授文学史时，他刚接触到楚辞，便感到，楚辞是个大课题，因为屈原是个划时代的诗人，是中国最早也是最大的诗人，他之后的几百年几乎没有诗人出现，直到魏晋时，才有了曹氏父子等诗人，屈原诗作的创造性、思想性与艺术性，达到了后人难以企及的高度，因而，林先生认为，如果不研究楚辞，就很难谈得上研究文学史。林先生指出，楚辞是从《离骚》的创作开始的，所以楚辞又称骚体，而这骚体，完全是屈原的创造；楚辞的产生不是从《诗经》来的，楚辞最早出现的作品是《离骚》而不是《九歌》，由《离骚》建立骚体，然后逐渐发展为《九歌》，《九歌》亦即后来七言诗的先河，中国的诗歌并非从《诗经》四言诗直接跳到七言诗，七言诗乃源于楚辞，《九歌》是屈原全新的创作，它肯定不是当时民间舞蹈里所用的歌的原始形式；《离骚》的体裁显然来之于先秦诸子散文，这便联系到先秦时代，这是个新文化的时代——一个以散文为主潮的新文化运动的时代，其时出现了一个凭借散文建立起来的诗歌体裁，这就是骚体，屈原便是创造骚体的伟大诗人；可见，楚辞的产生，乃是因为先秦这整个新的时代，而不单是楚国的特殊历史条件。《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一书中的二十篇论文（从初版十多篇增补到三版二十篇），便是在这样的宏观思考前提下，经过精心撰写，陆续问世，从而汇编成集的。《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一书，按其内容，大致可分四个方面：一，屈原的生平及其传记（包括生卒年）；二，关于《招魂》；三，楚辞中的“兮”字；四，其他作品问题。我们拟分别对这四个方面作些阐释。首先是关于屈原的生平，这包括司马迁《史记 屈原列传》的简注与论辨，屈原传与诗人屈原的出现，以及对屈原生卒年的考证等。林先生肯定地认为，我们今人研究屈原，最值得重视和尊重的史料依据，应是司马迁的《史记 屈原列传》，它是距离屈原时代最近、记载最详细、最系统、出于古代最伟大历史学家之手的著作，是完全可以信任的，不相信不尊重《史记 屈原列传》，对屈原的生平就无法得出公正的结论。为此，林先生专门对《屈原列传》作了简注，并撰写了《民族诗人屈原传》《屈原的人格美》等文章，指出，屈原的伟大，非特由于唱出一个反抗的时代，写下这个民族的高贵传统，而且由于他乃是个民族的热爱者，他有深沉的乡土的爱，祖国的爱，他至死不愿离开旧乡，在那流行“楚材晋用”的战国时期，这是极其难得的可贵品质，正是因为如此，屈原一生为他的思想奋斗、煎熬、歌唱而成为了一位伟大的诗人，他的伟大，使得一切夸张都不是夸张，一切赞美都成为真实，这就是诗人最光荣的骄傲。屈原不是一个思想家，但他在历史上比其他思想家更重要，他对中国文化的影响可与荀子、庄子相比，他的性格与孔子相反而与孟子相近——完全进取的心理和对真理的彻底追求，这铸成了他高尚的情操和坚定的人格美。值得特别强调的是，林先生的文章中提出了一系列关于先秦时代和楚辞语言问题的见解，这些见解发人所未发，完全属于他个人精心研究思考的结晶。他说，先秦时代在文化上整个就是一个浪漫主义精神的高涨，一方面是理想的追求、个性的热情的解放，一方面是反抗腐朽贵族的现实斗争，而这些就统一为屈原这样一个典型的民族诗人，集中为《离骚》这样一部典型的诗歌的表现。《离骚》非特在思想感情上呼唤出整个时代的精神，而且在语言上也正是时代生活的脉搏，屈原以他激昂变化的诗风，满足了时代的期待，兴奋了时代的耳目，激动了人民的热情，带给这个时代以无比的惊异，而《离骚》的语言，它的长篇大论，它激昂奔放的基调，乃是当时先秦散文优秀特色的体现，它在《诗经》之后创造了新的诗歌节奏和表现形式，这影响一直支配到后来的五七言，成为中国诗歌史上民族形式的主流。毫无疑问，这些精辟论断都是林先生经过认真研究反复思考后得出的科学结论。②对于屈原的生年，楚学界争议较大，关键是对《离骚》诗中“摄提”与“孟陬”的诠释问题，林先生指出，历来的解释主要依据东汉王逸和南宋朱熹的不同说法，为此，他先后写了《屈原的生卒年考》和《摄提与孟陬》两文，予以辨析，提出自己的看法。关键是对《离骚》开首句“摄提贞于孟陬兮”的理解诠解，依据《史记·天官书》《史记·历书》《汉书·律历志》及《淮南子》《春秋左氏传》《说文解字》《释名》《春秋元命苞》等资料，对照屈原作品本身，林先生认为，摄提只是个星名，所说明的是一年里的季节而并不说明那是什么年份，孟陬是指夏历正月，这在古代天文历法上非常明确，问题的产生乃在于王逸《楚辞章句》将“摄提”当成了“摄提格”，将星名与岁名混淆，由此造成了混乱。林先生赞同朱熹的说法，并对此作了详尽的阐发，澄清了历史的疑误，提出了比较符合史实的观点——屈原生于公元前335年（楚威王5年）的正月7日。至于屈原的卒年，林先生主要依据了《哀郢》篇的记载，并结合《九章》的其他篇，予以考证，得出其卒年为公元前296年（楚顷襄王3年）的结论。从对屈原生卒年的考辨（尤其是生年）上，充分显示了林先生把握先秦天文历法的深厚功力。林先生为《招魂》专写了两篇文章——《招魂地理辨》和《招魂解》，对历来在《招魂》诠释上的谬误作了澄清。他指出，《招魂》的作者肯定是屈原，而非他人，这在司马迁的《屈原列传》中说得很明白：“予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对《招魂》究竟招谁之魂，林先生在通过详释《招魂》中的地理名词及与《大招》作比较辨析后，认为，《招魂》乃是屈原为了一个典礼而写，这典礼于春天在“江南之梦”举行，所招之魂为怀王17年秦楚大战楚军在丹阳蓝田阵亡的将士——贵族武士们之魂，从诗篇开端至篇末“乱辞”可清楚看出，这不是一个空洞的仪式，而是屈原活生生的有血有肉的歌唱，它唱出了诗人对阵亡将士们的热爱、崇敬与深切悼念，表现了诗人爱楚国爱人民的深厚感情。值得注意的是，林先生在研究楚辞过程中，不断注意同他的新诗创作与研究相结合，这是他与其他古典文学研究者的很大不同，他试图通过古诗研究探索新诗创作的路子，走出一条新诗格律的新路，为今天的新诗创作提供借鉴。他说：“我这人是兼差的，一方面搞新文学创作，一方面讲中国文学史，我在写文学史的时候总想着新文学的发展，总想为新文学找一些可以参考的经验。”③为此，他在研究楚辞的多篇论文中，都注意到了诗歌语言与格律的演变规律问题，《从楚辞的断句说到涉江》《楚辞里兮字的性质》《九歌不源于二南》等篇，都可见出这方面的努力。他认为楚辞（如《离骚》）的诗歌形式是先秦时代散文化的结果，而散文化的进一步演变，又回到了诗歌简短的轨道（如《九歌》）。他特别注意到了楚辞中的“兮”字，认为凭借“兮”字可以认定楚辞中的每一个诗句，而这个字在字义方面没有什么意义，它只是起句读的作用，但它能构成诗的节奏，而它如被取消则便成了早期的七言诗，可见“兮”字与七言诗的关系密切，这表明楚辞在形式上乃是七言诗的胚胎期。由此，林先生将放在楚辞诗句中的“兮”字，取名为“半逗律”，并指出，中国的诗歌其实都遵循“半逗律”的组成方式，这是个诗歌语言的演化规则。他认为，楚辞在诗歌语言上的巨大变化，是包括后来五七言的整个阶段的：如果中国诗歌语言的发展是由短而长，那末，楚辞的长度已超过了五七言；如果五七言从本质上说是“三字节奏”的发展，那末，大力发展“三字节奏”最早的就是楚辞；如果七言可以说是中国古典诗歌中最进步的形式，那末，七言在楚辞中已基本形成；所以说，楚辞在诗歌语言上的巨大跃进，乃是开辟了此后二千多年古典诗歌语言形式的新道路，屈原可以称是中国诗歌史上第一个大胆而又决然地创造了与当时新兴散文一致的诗歌语言的伟大诗人。在《说橘颂》一文中，林先生提出了一个很值得重视的看法，他说，如同屈原创造了楚辞的形式，屈原也创造了标题的方式，这是受了先秦散文的影响，标题的采用乃取自先秦当时的散文，据此，林先生认为，可以以有无标题来说明作品是否模拟屈原之作（还包括有无乱辞）。对《九章》中的四篇拟作，林先生即如此判断——《思美人》《悲回风》《惜往日》《惜诵》四首同为无标题也无乱辞，应可断为拟作。类似这样提出独到见解的地方，在《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一书中可谓俯拾皆是：如对《离骚》中窜入的一段文字的辨伪；认为《离骚》中的“民”字应释为“人”；彭咸乃是楚先贤之隐士人物；《礼魂》应是《国殇》的乱辞而决非礼神之辞；《湘君》《湘夫人》两篇乃是一个故事而分为两幕演出——第一幕是迎神曲，第二幕是送神曲，故而二篇应合为一篇看，所祭之神应为湘水神；以及对楚辞作品所涉及的地名（汉北、夏水、云梦、鄂渚、汨罗）和官职等的考证辨析等。可以说，《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中的二十篇论文（包括附注），不论长短，都能言之成理、持之有故，决不人云亦云，篇篇都是在经过缜密思考后提出了独到精辟的见解，它堪称现代楚辞研究的学术精品。二《天问论笺》一书是林先生一生花力气最大的一部纯考证的学术著作，他为此曾比较集中地研读《天问》三次（分别为1947年、1963年、1978年），到1983年人民文学出版社正式出版此书为止，林先生研究《天问》近几乎跨了四十年时间，其目的是要弄清楚它的每一句话究竟是何义。为什么会如此？用林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这是因为《天问》最难懂，是两千年来许多人难以读懂更无法破译的古代长篇诗歌，它是《离骚》以外最能代表屈原成就的作品，也是与《离骚》可并驾齐驱的长篇巨制，它仿佛一部天书，让历来众多注家对其只能望而兴叹——不得不阙其义，④ 这就迫使林先生要下大决心坚决攻下这一历史遗留的难关，为楚辞学开出新生面。从体例上看，《天问论笺》包含了古代典籍研究的多个层面：全书既有对长诗每一个字、词的笺注，又有自始至尾每两句的诗意解释，还有全诗的今译（原诗与译诗一一对照，并附段落层次大意），更有对诗中所涉及的疑难历史传说与诗句的辨析考证，加上书前书后的“代序”与“后记”，全书可谓体例完备、注释详明、诗意豁然，笺注者的功力于此尽显。林先生解析《天问》一诗的最大贡献，是破解了《天问》的创作主旨——这是一部空前绝后的以发问形式记录古代传说的兴亡史诗，它体现了作者试图从历史角度寻求大自然与人类发展兴亡答案的“苦心孤诣”，全诗以问话体句式贯穿始终，一问到底，层次井然，主题突出，绝非前人所谓是一首杂乱无序缺乏文学价值的东西。当然，流传到今天让我们今人所看到的诗歌面貌，已非原貌，这是因为历史年代久远加以传抄讹误等原因，造成了错简、错字以及历史传说失传难以确考等困难，面对这些困难，林先生采取了不畏艰难、精心梳理、旁搜博引的态度和方法，以锲而不舍、勇于攻坚的决心，三读《天问》——实际上是三度攻坚，终于完成了对《天问》全诗的笺、释、译、论，真正破解了这一历史遗留的大难题，为楚辞学作了一大贡献。林先生在破解《天问》主旨的前提下，对全诗层次结构作了系统梳理，告诉读者，《天问》一诗其实层次井然、完整有序，从而解决了王逸以来所谓全诗“零乱无次序”问题。他指出，《天问》全诗共188句，分为两大段落（或谓两大层次），前一大段开首的56句，问天地开辟，也即有关大自然形成的传说，后一大段132句，问人事兴亡，也即人间盛衰兴亡的历史传说，两大段落层次分明。而主题内容上，后一大段为诗篇的重心所在，其侧重点在于夏、商、周三代的兴亡，并辅以吴、楚、秦等五霸诸侯的历史传说。前一大段56句的内容，先后层次为：混沌初开（6句）、天宇形成（6句）、日月星辰（10句）、鲧治水（6句）、禹治水（8句）、洪水后的大地总形势（4句）、大地西北的异闻传说（8句）、大地东南的异闻传说（8句）。紧接着的36句是关于夏后启立国至少康中兴的历史传说，中间插了一段后羿一族征服夏王朝的故事，这36句的历史发展脉络与轮廓同先秦史书的记载（如《左传》等）完全一致。接下来诗篇的内容，就全是对少康中兴之后历史传说的发问了，林先生在这部分的研讨中，首先着力攻下了全诗的两大难点——对尾章10句的理解和有关秦民族先人蜚廉、非子的一段兴亡历史传说，为此，他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如王国维在卜辞中发现了“王恒”人名），作了大胆的探索和考证，确认他的推断是正确的——即，《天问》一诗确实是一部兴亡史诗，它的内容实质乃是史诗一般地集中在历史兴亡的主题上而以惊人的问话体形式予以表现。相对于诗篇的错字与错简，林先生认为，更大的困难还是历史神话传说的失传，这必须花大功夫作搜集、爬梳、剔抉、辨伪、考证、整理等工作，其功夫之深、难度之大，可想而知。这方面，林先生一则广泛利用了文物考古材料和先秦文献资料，另则也充分利用了《天问》诗本身的内证材料，以作相互阐明，从而达到通过残缺不全的化石以窥见远古生物界原貌的目的。这方面，《天问论笺》一书中的四篇论文是最好的见证与说明——《“天问”中所见夏王朝的历史传说》《“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面影》《“天问”中有关秦民族的历史传说》《“天问”尾章“薄暮雷电归何忧”以下十句》，这四篇论文的阐说，弥补了笺注部分文字简短难以展开的不足，让作者的观点得到了充分的展示。关于《天问》中涉及夏王朝的十句诗，林先生指出，这十句是有关夏王朝难得的记载，将其与《离骚》和《左传》所述相互对照，其历史史实可互为参证，从中我们可以见出夏王朝的历史传说，而相比之下，《天问》所据以记载的这些历史传说内容，应该更具原始性，它不但有丰富的神话性，更接近于远古传说的原始面目。这个判断应该说是完全符合客观实际的。继之，林先生对这十句诗中的疑难词作了详尽的诠释，特别是“射鞠”和“播降”两词，引经据典，详加阐发，力纠了王逸及其后注解的错误，最后得出的结论是：这十句诗乃是夏王朝争霸中原的第一个回合。涉及《天问》中所见上古各民族争霸中原的情况，林先生的论述包括了三个方面内容：从吴民族的迁移说起；说帝舜；式微与迁徙。林先生肯定了《天问》诗句中保存了有关吴民族从哪里来的第一手材料——吴民族原来依据于南岳衡山一带，之后迁移北上，大约曾经过荆山一带，最后定居于吴地，由于当时还很弱小，缺乏成熟的领导力量，不可能进入中原争霸，故奉外族的太伯为王，在长江东南岸等待时机。至于帝舜，林先生以《山海经》的记载，对帝颛顼、帝俊、帝舜作了诠解，认为帝俊、帝颛顼可能出现较早，而舜的名称则在稍后的北方传说中，至于《离骚》中的重华，则正是传说中天帝的帝俊演变为人王的帝舜过程中的一个相应的变化。舜与吴民族关系密切，与秦民族也有渊源，而秦民族又是与夏后启争夺天下的后益的后代，他们在争霸中原式微后不得不迁徙到渭水一带，以后便成了据于西北的秦民族了。这样的阐述，既让读者明晓了上古时代各民族争霸中原的大致情况，也理清了吴、秦民族的历史来源及其关系。对秦民族的历史传说作诠释，主要指《天问》诗中涉及秦民族的六句诗的考证。林先生指出，六句诗全为秦先人蜚廉至非子之事，这可从《史记·秦本纪》的记载作证明，其大致梗概为：秦民族到周代时还是个以畜牧为主的民族；秦襄公前秦民族非常弱小；商代时秦民族在渭水一带游牧，到周时仍是弱小民族，而蜚廉父子的供职殷纣王，引起周武王的迁怒；秦民族因周武王之怒而逃至赵城一带；神话传说中，蜚廉为鹿的形象（鹿身雀头），以善走闻名，因而成为秦民族历史传说中最有代表性的人物，由此秦人常被喻为鹿；秦人中的神话人物还有非子，他在秦民族的发展历史中起了相当的作用，使秦民族得以振兴起来。《天问》诗的最后十句，是屈原流放途中仰见图画而问历史故事的记录。林先生认为，这尾声十句，是专问楚国的历史，主要反映平王与昭王两朝的故事，这是吴楚之争最激烈的年代，关系到楚民族的生死存亡，而诗中问到的贤士令尹子文，则是屈原联想到了兴楚的故史，令他产生了向往之情，而这作为全诗的终结，乃是最恰到好处的——因为它能代表屈原写作《天问》诗的真实心情。自王逸以来，人们多认为这十句诗是屈原自己的抒情之作，林先生认为，其实这十句诗不光是起了这个作用，从全诗的结构来说，它更增强了《天问》作为兴亡史诗的整体统一性，说明屈原写作《天问》一诗，完全有着他全面系统的清晰思路和精密的布局构思，绝非杂乱无序拼凑而成。可以说，《天问论笺》突破了一般古籍笺释的格局，它融序、笺、释、译、论为一体，各个部分自成部伍而又浑然一体，其间内容互为渗透、互为补充，完全是一部独具一格而又集大成的古籍研究专著。《中国古典文学研究年鉴》（1984年）载文指出：“林庚先生的《天问论笺》，实是一部难得的佳著。代序以三读《天问》为题，就有点别开生面，——更由于研究工作的开展，使一些悬而未决的问题得到了合理的答案，——这种疏解上的重大突破，也即林庚三读《天问》的经过。——在这些方面，《天问论笺》都作了历史性的学术贡献。”⑤ 海内外楚辞学者对《天问论笺》一书予以了广泛而又高度的评价，认为它代表了近代以迄研究《天问》最全面、最显功力的水准，是一部不可多得的杰构。注释①本文依据的本子为：《诗人屈原及其作品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年7月版；《天问论笺》，人民文学出版社，1983年6月版。文中凡引述此两书内容，均不另出注，特此说明。②参见《楚辞研究成功之路—海内外楚辞专家自述》，林庚：《我的楚辞研究》，黄中模、王雍刚主编，重庆出版社，2000年12月版。③引同注②，该书第21-22页。④引同注②，该书第25-27页。⑤参见魏同贤《文学古籍的整理出版评述》，转引自《中国二十世纪文学研究论著提要》，第84页，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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