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序本文系袁行霈先生为庆祝林庚先生九五华诞所撰，原题为《燕南园62号——记恩师林庚》。今征得袁先生同意，作为本丛书总序。袁行霈燕南园62号是一个中式的小庭院，庭院中央有一棵高大的柿子树，右手数竿竹子掩映着几扇窗户，窗棂雕了花的，那就是静希师住房的东窗，窗边就是他经常出入的东门。走进东门穿过走廊是一间客厅，客厅南窗外有一段廊子，所以客厅里的光线不很强，有一种舒缓从容的氛围。从客厅一角的门出去，右转，再打开一扇门便是他的书房，那里东、南、西三面都是窗子。冬季的白天只要天晴，总有灿烂的阳光照进来陪伴着老师。这正应了他的两句诗：“蓝天为路，阳光满屋”。静希师到燕京大学任教时，住在燕南园一座独立的小楼里。但他喜欢平房，更喜欢有属于自己的大些的庭院，便换到62号来。他在院子里种了一畦畦的花，春天，鲜花布满整个院子，他享受着田园诗般的乐趣。静希师从五十年代末期就买了电视机，那是一台苏联制造的黑白电视机。他喜欢体育，常看的是体育节目。那时候电视机还是稀罕物，第26届世乒赛期间，系里的年轻教师们每天都到他家观看比赛的实况转播，他的家成了演播厅。客厅里临时凑了全家所有的椅子和凳子，摆成一排排的。大家坐在那里一边观看比赛，一边发出赞叹声和欢呼声，夹杂着各种各样的评论。没有转播的时候，那些座位也不撤掉，等待着另外一场观众。就在这次比赛结束以后不久，老师买了一张乒乓球台，放在院子靠近南墙一片宽敞的地方，系里的青年教师常去那里跟老师打球，我也是其中的一个。老师的眼神好，对球的感觉敏锐，处理球的手法细腻，会突然抖腕发力，改变球的方向，使我招架不住。他还喜欢唱歌，原来只见他有一台相当讲究的电唱机，以及若干老的声乐唱片。后来才知道他本人就会美声唱法，能唱到高音C。大概是得益于唱歌，他原先的哮喘病，进入老年以后竟然痊愈了。他曾热心地教我发声的方法，还画过一幅头腔图，告诉我源自丹田的气如何经后脑绕过头顶，灌向鼻腔和口腔，以发挥头腔的共鸣作用。我在北大求学和工作的五十一年间，不知多少次进出这庭院，进出这客厅，在那里向老师求教，一起谈论学问和人生。其实我之留校任教，也是林先生亲自选定的，正是他对我一生的道路起了决定性的作用。当我毕业后不久第一次登上讲台讲课时，静希师还有钟芸师、一新师兄都去听课，课后便到林先生的客厅里小坐，他们给了我许多鼓励和指点。有时候老师让我进入他的书房，我们隔一张写字台面对面坐着，写字台中央有一方砚台，一个玉雕的水盂，还有一个方形的笔筒，瓷的。在书房里，我们距离更近，谈话也更亲切。我们谈话的内容很广泛，当然多的还是学问，屈原、李白、《西游记》、《红楼梦》，以及外国的文学，不管甚么话题，老师都有独到的见解。有一次谈到孙悟空，他说孙悟空身上有知识分子怀才不遇的愤慨情绪和叛逆精神。有一次谈到水分，他说如果没有水分，干巴巴的东西有甚么意思？《红楼梦》里写贾母把鸳鸯调理得像“水葱”似的，这“水”字就很好！1962年静希师开始主编《中国历代诗歌选》上部，为了培养我的学术能力，让我负责初盛唐部分的初选和注释的初稿。那年我才26岁，对老师的信任格外感激。在选注过程中，他常常提出一些我意想不到而又令我十分佩服的看法。他告诉我杜甫的《新安吏》一定要选，其中“肥男有母送，瘦男独伶俜。白水暮东流，青山犹哭声。莫自使眼枯，收汝泪纵横。眼枯即见骨，天地终无情。”这几句写得特别好。特别是“眼枯即见骨”，很有震撼力。我仔细体会，老师的艺术感受力确实非同寻常。他还告诉我，李白的《独漉篇》，别人都不选，我们要选。这首诗我原来没有留意，经老师指点，细细读了几遍，才明白它很能代表李白独特的风格，末尾四句：“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这样奇特的想象和构思，这样明快而新鲜的语言，非李白写不出的。又如，他说杜甫的那句“即从巴峡穿巫峡”，过去的解释不妥。三峡中的巴峡在下，巫峡在上，杜甫出川怎能从巴峡穿过巫峡呢？他引证古籍中的材料，证明这首诗中的“巴峡”乃是巫水流向长江的那一段山峡，因为在巫山中间，所以又称巫峡。经老师这样一讲，诗的意思就豁然贯通了。回想起来，在我追随老师的这么多年里，他固然教给我许许多多的知识，但使我受益更深的是他给了我一种眼光，一种鉴别的眼光；还教给我一种方法，一种直透文学本质的方法。搜寻我的记忆，他从未对我耳提面命、厉言疾色，而总是在启发我鼓励我。他对我所作出的学术成绩，从不当面夸奖。当我出版了新书恭恭敬敬地送到他的面前，他也从不说些别人在这情况下通常会说的客套话。但我请他为我的《中国诗歌艺术研究》撰序的时候，他却十分痛快地答应了，而且很快就写完给我。在短短的篇幅内，叙述了我们师生的情谊和学术的交往，并对我书中的内容，提要钩玄略加评论。其论述之精当，语言之隽永，口吻之亲切，气度之潇洒，置之于晚明小品的名篇中也是上乘之作。静希师一生提倡少年精神，他常说：人在青年时代最富有创造力。当我还年轻的时候，他鼓励我抓紧时间作出突破性的成绩，可惜我未能做到。后来他仍不断鼓励我在学术上要胆子大一些，要追求突破，只要是经过自己认真研究得出的结论就要坚持，不必顾忌别人一时的看法。这使我想起他对自己所提倡的“盛唐气象”的坚持，当这个见解刚发表的时候，遭到强烈的反对，但他从未放弃，后来终于得到学术界的承认。他常常把自己新写的诗读给我听，并让我评论。我特别喜欢他51岁时写的那首《新秋之歌》，诗的开头说：我多么爱那澄蓝的天那是浸透着阳光的海年轻的一代需要飞翔把一切时光变成现在这首诗里洋溢着对年轻人的爱和期望。他鼓励年轻人飞翔，希望他们把握现在创造未来。诗的结尾是这样的：金色的网织成太阳银色的网织成月亮谁织成那蓝色的天落在我那幼年心上谁织成那蓝色的网从摇篮就与人作伴让生活的大海洋上一滴露水也来歌唱这样铿锵的韵律，这样富有启发性的意象，这样新鲜的感受和语言，四十年后读起来还觉得好像是旦晚才脱笔砚的。八十年代前期，我曾热衷于写旧诗词，他也把自己年轻时写的旧诗词给我看，都是些很有境界的作品，但他并不看重这些，他要用现代的语言，创造新的境界、新的格律、新的诗行。有一天他忽然对我说：“你真该学习写新诗！”言外之意是把精力放到写旧诗上有点可惜了。我于是也跟着他写了一些新诗，可是总也写不出那样新鲜的句子来，这才知道新诗的不易。几十年近距离的接触，我越来越感到静希师首先是一位诗人，是一位追求超越的诗人，超越平庸以达到精神的自由和美的极致。他有博大的胸怀和兼容的气度，我从未听他背后说过别人的坏话；他有童心，毫不世故；他对宇宙和人生有深邃的思考，所以他总能把握住自己人生的方向。他九十岁出版的诗集《空间的驰想》，是诗性和哲理巧妙融合的结晶。在这本书里，他推崇人的精神，歌颂精神的创造力，他希望人类不要被物质的“灰烬”埋葬，而失去了人生的真正目标。他用物理学家的眼光思考时间和空间，呼唤人类对空间的突破。正是这种深刻的思考、博大的胸襟，以及始终不衰的少年精神，支持他度过了九十五年的人生路程，依然如此健康而又才思敏捷。静希师的学问和他的新诗创作紧密联系在一起。用一般文学史家的标准来衡量他，他的学术成就无疑是高超的。他的《中国文学史》，每一版都引起学术界很大的反响，其特色和价值，越来越受到文学史家的重视，香港有学者在一本评论中国文学史著作的专著中，对静希师的《中国文学史》用了很大篇幅详加论述并给与高度的评价。静希师关于屈原生平的考证，关于《天问》是楚国诗史的阐释；关于唐诗的多角度的论述，特别是关于“盛唐气象”的精彩发挥，以及关于李白“布衣感”的揭示；关于《西游记》文化内涵的新解，以及其他许多见解，在提出的当时都令人耳目一新，至今仍然给我们许多启发。但仅仅讲这些还是难以看出他可贵的独特之处。他可贵的独特之处，或者说别人难以企及之处，乃在于他是以诗人之心从事研究，是带着新诗创作的问题和困惑来研究古典文学的，同时将自己的研究成果用来指导自己的创作实践。他对《楚辞》的研究解决了如何从散文语言中创造诗歌语言这样一个重要的、从未被人注意过的问题；他对“建安风骨”和“盛唐气象”的提倡，既符合建安和盛唐诗歌的实际，也启示着新诗创作的一种突破的方向。他作为一位卓有成就的文学史家早已得到公认，但他在新诗创作上探索的成绩还没有引起应有的重视，他也许会感到一点寂寞，但仍处之泰然，这是需要时间和实践来检验的。我相信他的新诗创作，他对新诗格律的创造性探讨，必将越来越受到重视，并在今后新诗创作道路的探索中发挥作用。静希师在燕南园62号这栋住宅里生活将近六十年了。虽然院子大门的油漆已经剥落，室内也已多年没有装修而显得有些破旧，但住在这里的年近百龄的主人精神依旧！有时趁着好天气我陪他在燕园散步，他不要我搀扶，自己昂首向前，步履安详，真不像是年逾九旬的老人。他曾告诉我，走路一定要昂起头来。他一辈子都昂着头，而昂着头的人，精神是不老的！2004年9月25日导读彭庆生林庚先生主编的《中国历代诗歌选》（上编），既是一部独具特色的诗歌选本，又是一部自成体系的优秀教材。自1961年出版后，深受教师、学生和广大读者的欢迎，多次重印；1988年，荣获国家教委高等院校优秀教材一等奖。林庚先生是著名的诗人，又是卓有成就的学者，在中国文学史、楚辞、唐诗、中国古典小说等诸多领域造诣极深。从1933年毕业于清华大学中文系、留校担任朱自清先生的助教开始，到1998年他所指导的最后一个博士研究生毕业，一直在清华大学、厦门大学、燕京大学、北京大学等著名学府任教，教龄长达六十五年。这种集诗人、学者与教师于一身的人生经历，使他在编选《中国历代诗歌选》时有如大匠运斤，使这一诗歌选本既富有诗人的灵性，又富有学者的卓识，同时也深具教师的匠心。一、诗人的灵性早在1930年，林庚先生刚从清华大学物理系转入中文系，即以旧体诗词蜚声清华园。例如《谒金门》：“伤离别，此恨悠悠谁说？重岭关山风烈烈，雪晴千里月。望断天涯愁绝，横笛一声吹彻。古寺颓垣红映雪，远灯青未灭。”似乎信口脱出，天然浑成，却情意深远，耐人寻味。然而，第二年，先生却从旧体诗词转向了自由体新诗的创作，并陆续出版了《夜》、《春野与窗》这两部自由体新诗集。1934年，先生又开始转向格律体新诗的创作，并从此走上了探索新诗格律的艰难而漫长的道路。他一面写诗，陆续出版了《北平情歌》、《冬眠曲及其他》等格律体新诗集；一面进行理论研究，发表了一系列关于新诗格律的论文，后来结集为《新诗格律与语言的诗化》。2000年，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了他新创作的诗集《空间的驰想》，那《序曲》是：大海是蓝天下无尘的镜子小河是清风里明月的忧愁谁能够知道那空间的奥秘孕育着万象中无尽的风流深入浅出，自然超妙，寓哲理于形象之中，无论节奏、韵律、语言，都完美地体现了先生七十年来一贯倡导的新诗格律的理想。在先生九十五岁华诞之际，谢冕先生写过一篇祝寿的妙文，题为《先生本色是诗人》。这七个字，准确地概括了林庚先生的个性特征。的确，从先生的日常言行到授业讲学，从先生的散文到学术论著，莫不焕发着一种源自天性而又久经修炼的诗人气质，加之丰富的诗歌创作经验与深厚的诗学素养，因此，先生在编选《中国历代诗歌选》时，自然以诗人之眼选诗，以诗人之心解诗。这首先就表现在该书的选目上，与唐宋以来许多比较流行的诗歌选本多有不同。《世说新语·赏誉》云：“人所应有，其不必有；人所应无，己不必无。”本是晋人对当时某种名士风度的赞誉，也是这些名士的一种价值取向；但我想，用来说明《中国历代诗歌选》的特色，倒也贴切。所谓“人所应有，其不必有”，这就是说，历代选家选得较多的作品，本书却选得很少，甚至不选。此中有深意存焉。唐高仲武《中兴间气集》卷上云：“士林语曰：‘前有沈、宋，后有钱、郎。’”可见沈佺期、宋之问、钱起、郎士元在唐代诗坛的影响。因此，后世选家大多对这四位诗人青眼有加。《中兴间气集》专选唐肃宗、代宗所谓“中兴”时期的诗歌，即以钱起为上卷之首，郎士元为下卷之首，各选其诗十二首。王安石觉得不过瘾，他的《唐百家诗选》竟选录郎士元诗二十一首，钱起诗也选了六首。方回《瀛奎律髓》只选律诗，旨在弘扬“江西诗派”的法门，自然大选而特选所谓“一祖（杜甫）三宗（黄庭坚、陈师道、陈与义）”的作品，但也选了沈诗四首，宋诗十五首，钱诗三首，郎诗五首。似乎“江西诗派”要寻根，也寻到了沈、宋、钱、郎。此后，王夫之《唐诗评选》选录沈诗十五首，宋诗十二首，钱诗六首，郎诗三首；沈德潜《唐诗别裁》选录沈诗十八首，宋诗二十二首，钱诗二十七首，郎诗八首。然而，本书却只选了沈诗两首，宋、钱诗各一首，至于郎士元，则一首也没有选。这理由是明摆着的。沈、宋的主要贡献在律诗，而五律成熟较早，本书已经选了唐初王绩的《野望》，还选了与沈、宋同时而略早的骆宾王的《在狱咏蝉》、王勃的《送杜少府之任蜀川》、杨炯的《从军行》、苏味道的《正月十五夜》、杜审言的《和晋陵陆丞早春游望》，这些都是初唐五律的杰作，足以代表初唐五律的成就。从思想性和艺术性统一的角度而言，沈、宋的五律并没有超越上列名篇，因而只选了沈佺期的一首《杂诗》；况且，这首五律之所以能够入选，也并非由于它特别出色，而是其颔联十分精彩：可怜闺里月，长在汉家营。《杂诗》所表现的征人思妇之情，本是中国诗歌的传统主题，并不新鲜；但这两句却给人以新鲜的感受，正如林庚先生所说：“这里是飞跃千里还是连成一片呢？其实正是那飞跃千里才见出那心心的相连，也正是那心心相连才有力量飞跃千里。可见若没有感性潜在的交织性，语言上的飞跃就无所凭借，没有飞跃性的语言突破，感性也就无由交织。……总之，一切都统一在新鲜感受的飞跃交织之中。”七律成熟得稍晚一些，在创作年份可考的初唐七律中，沈佺期的《古意》应是最早而又最出色的一篇，理所当然入选了。宋之问的律诗没有入选，却选了他的《寒食陆浑别业》：洛阳城里花如雪，陆浑山中今始发。旦别河桥杨柳风，夕卧伊川桃李月。伊川桃李正芳新，寒食山中酒复春。野老不知尧舜力，酣歌一曲太平人。宋之问原是著名的宫廷诗人，奉和应制，是他的当行本色；但这首写在山中别墅的七古，却散发着一股山野的芬芳，令人耳目一新，在被应制诗压得喘不气来的初唐诗坛，自然弥足珍贵。至于钱起与郎士元，奔走于权贵之门，逞才于华筵之上，其诗也多为流连光景、点缀升平之作。因此，本书只选了钱起的《省试湘灵鼓瑟》。这并非由于它是一首“亿不得一”的试帖诗，而是那末两句写得好：曲终人不见，江上数峰青。这可真是神来之笔，以致产生了这两句原是“鬼谣”的传说。其实，这奥妙就在“从听觉飞跃到视觉”，“从‘不见’的沉默中飞跃到‘数峰青’的有所见，而这有所见乃更加深了对于那‘不见’的感受。若再深入下去，还可能有许多言语。如此丰富的感受，顷刻间凝成，仿佛是透明的结晶，使得单线平铺的语言乃焕发出一种立体感”。所谓“人所应无，己不必无”，这就是说，历代选家很少选录甚至从不选录的佳作，林庚先生却能发掘出来，表现出他对诗歌艺术独有灵犀的神悟与迥异侪辈的审美眼光。这些作品，自能拓宽读者的视野，使之获得新鲜的审美享受。杜甫《春日忆李白》云：“白也诗无敌，飘然思不群。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这前两句是好懂的。在中国诗史上，除了屈原和杜甫自己，还有谁能与李白媲美呢？所以说“无敌”、“不群”。但后两句就不太容易理解了。提起庾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他“不无危苦之辞，唯以悲哀为主”的《哀江南赋》和同一基调的组诗《拟咏怀》，但这些似乎都很难说得上“清新”。至于鲍照，世人最注重的，是他以反抗门阀制度为中心主题的《拟行路难》等七古歌行，固然慷慨激昂，但“俊逸”似乎又不止是慷慨激昂。那么，杜甫为什么要说“清新庾开府，俊逸鲍参军”呢？请看本书选注的两首诗。一首是鲍照《代春日行》：献岁发，吾将行。春山茂，春日明。园中鸟，多嘉声。梅始发，柳始青。泛舟舻，齐櫂惊。奏《采菱》，歌《鹿鸣》。微风起，微波生。弦亦发，酒亦倾。入莲池，折桂枝。芳袖动，芬叶披。两相思，两不知。这生机勃勃的春天的赞歌，不是很容易使人联想起李白的“阳春召我以烟景，大块假我以文章”吗？而青春的旋律，正是李白诗歌的主旋律。另一首是庾信《狭客行》：狭客重连镳，金鞍被桂条。细尘障路起，惊花乱眼飘。酒醺人半醉，汗湿马全骄。归鞍畏日晚，争路上河桥。写侠客的豪情，英气逼人。从骆宾王开始，在初盛唐诗人中，任侠之风颇为盛行，而李白尤为突出。他不仅学过剑术，做过侠客，而且还写过《侠客行》、《少年行》、《结客少年场行》、《君马黄》等游侠诗，甚至说：“儒生不及游侠人，白首下帷复何益！”读者若能认真阅读鲍照《代春日行》与庾信《狭客行》，自当领悟杜甫那名句的内涵。顺便提一下：鲍照《代春日行》虽曾入选沈德潜《古诗源》、王闿运《八代诗选》等选本，但更多的古诗选本，如唐汝询《古诗解》、王夫之《古诗评选》、王士祯《古诗选》乃至余冠英先生选注的《汉魏六朝诗选》等等，都没有选录这首诗。至于庾信《狭客行》，在我读过的十多种古诗选本中，尚未见到有人选录。李白是家喻户晓的大诗人，他的代表作也大多是举世公认的。但林庚先生却独具慧眼，仍能选出古今选家从未选过的好诗来，如《独漉篇》：独漉水中泥，水浊不见月。不见月尚可，水深行人没。越鸟从南来，胡雁亦北度。我欲弯弓向天射，惜其中道失归路。落叶别树，飘零随风。客无所托，悲与此同。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雄剑挂壁，时时龙鸣。不断犀象，绣涩苔生。国耻未雪，何由成名？神鹰梦泽，不顾鸱鸢。为君一击，鹏搏九天。林庚先生指出：“从那水中的‘无心’之月，竟唤起了生活中现实的‘行人’之苦的同情，这共鸣是何等的高贵。这是吟风弄月的轻薄之徒所能想象得出来的语言吗？在这里我们真正看见了李白的赤子之心，那是一个天真的，广大的胸怀；在这里我们也认识了什么叫深入浅出。”袁行霈先生说：“‘罗帏舒卷，似有人开。明月直入，无心可猜。’这样奇特的想象和构思，这样明快而新鲜的语言，非李白写不出的。”又如李白有两首《长相思》，一般唐诗选本多选“长相思，在长安”那首，而本书却选了另一首，这诗中说：忆君迢迢隔青天，昔时横波目，今作流泪泉。不信妾肠断，归来看取明镜前。这闺中少妇的相思之苦，竟使得原本秋波横生的美目，变成了一口泉眼，并要求那面镜子等到丈夫归来时为她作证。这种李白式的艺术夸张，“从日常的尺度来说乃是不合理的，从艺术的尺度来说却是更合理的”，读者“读到这里时早已忘记了那不合理性，而只感到分外亲切，分外动人”。杜牧与李商隐都十分推崇李贺，一个为他作序，一个为作传。特别是杜牧《李贺集序》，对李贺诗歌作了崇高而全面的评价。但宋人却似乎只记住了杜牧《序》中的一句“牛鬼蛇神，不足为其虚荒诞幻也”，因而说李贺是“鬼才”，说李贺的诗是“鬼仙之词”。这实在是冤枉。李贺虽然失意而不寿，诗中自多悲愤激越的不平之鸣，诗风也有些险怪；但他确是一位旷世的天才，诗中也有一些清新自然的佳作。本书就选注了两首古今唐诗选本都未曾选过的好诗，一首是《蝴蝶飞》：杨花扑帐春云热，龟甲屏风醉眼缬。东家蝴蝶西家飞，白骑少年今日归。另一首是《江楼曲》：楼前流水江陵道，鲤鱼风起芙蓉老。晓钗催鬓语南风，抽帆归来一日功。鼍吟浦口飞梅雨，竿头酒旗换青苎。萧骚浪白云差池，黄粉油衫寄郎主。新槽酒声苦无力，南湖一顷菱花白。眼前便有千里思，小玉开屏见山色。情致缠绵，清丽鲜活，代表了李贺诗风的一个重要方面。只有选出这样的作品，读者才能理解杜牧《李贺集序》所言：“云烟绵联，不足为其态也；水之迢迢，不足为其情也；春之盎盎，不足为其和也；秋之明洁，不足为其格也。”也只有把《蝴蝶飞》、《江楼曲》与本书所选的《雁门太守行》、《金铜仙人辞汉歌》、《致酒行》等作品结合起来阅读，我们才能比较全面地把握李贺的诗风。二、学者的卓识作为一个学者，最可贵的品格就是独立思考，勇于创新，坚持真理。这说起来容易，做起来却很难；特别是在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要做到不迷信，不随波逐流，不屈从，敢于坚持自己的创见，不说难于登天，却也相差无几。林庚先生就是这种特立独行的学者。尽管他为此而付出了沉重的代价，不断地遭到批判，然而，“亦余心之所善兮，虽九死其犹未悔”。1941年，在厦门大学出版的油印本《中国文学史》中，林庚先生首倡“少年精神”；此后六十年中，无论课堂教学还是学术论著，他都一直坚持这一观点。据林先生自己的说明，“少年精神的内涵，就是有朝气有创造性的、蓬勃向上的，即使是忧伤痛苦，也是少年的忧伤痛苦”。1954年，林庚先生的名著《诗人李白》出版；不久，就引来了连篇累牍的批判。这批判的重心就是《诗人李白》所倡导的李白的“布衣感”，即“布衣的平等自由的斗争信念，也就是那时代中解放的情操与高涨的民主的意识形态”，说得更通俗些，“就是不在权贵面前低头，要想有开明的政治，就必须反对权贵”。这些观点，显然不符合当时的主流意识形态，挨批判自属在劫难逃。最奇怪的是：1958年1月，为了迎接北京大学60周年校庆，先生撰写了长篇论文《盛唐气象》，初衷是“预祝北大能产生一种盛唐时代一样恢宏博大的文化，中国的新文化能成为世界上最辉煌的文化”。这不正是百年来所有北大人为之奋斗的目标吗？不也正是今日海内外炎黄子孙共同的心愿吗？而且，林先生的论文写得明明白白：“蓬勃的朝气，青春的旋律，这就是‘盛唐气象’与‘盛唐之音’的本质。”这不是中国古代诗歌最令人神往的境界吗？然而，在1958年夏的“教育革命”中，这“盛唐气象”，连同“少年精神”与“布衣感”，却被打成“资产阶级学术思想”，横遭批判。对此，林庚先生泰然处之，一面在课堂上继续神采飞扬地大讲“盛唐气象”、“少年精神”与“布衣感”，一面又连续发表了《谈〈古风〉春种一粒粟》、《陈子昂与建安风骨——古代诗歌中的浪漫主义传统》、《答读者问》等一系列论文，从各个不同的角度阐述自己的观点。用林先生自己的话来说，这叫做“你批你的，我写我的”。历史是公正的，时间是唯一的试金石，正如上海古籍出版社2000年版《诗人李白》之《新版说明》所说：“纵观改革开放以来有关李白的论著，一应基本问题，都已导源于这部篇幅不大却如此沉甸甸的、历劫不灭的著作。将近半个世纪过去了，今天当我们重新捧读《诗人李白》时，仍会感到一种先期透视的时代的青春的芳馥，一种涌动的生命的活力而深受启迪。”林庚先生的其它重要论著，也是如此。林庚先生的学术思想，也体现在《中国历代诗歌选》中。本书收录的范围是从西周到五代，时间跨度约两千年，选诗总量为550首；而文学史所讲的盛唐，从开元元年（713）算起，到杜甫去世，满打满算也不过58年，但所选诗歌却多达151首。况且，林庚先生讲“少年精神”，历来是从建安时代讲起，他认为曹植的《野田黄雀行》、《白马篇》、《名都篇》等诗，都富有“少年精神”，并一贯主张：盛唐气象是建安风骨进一步的发展，陈子昂是盛唐气象与建安风骨之间的桥梁。如果把入选的建安诗歌23首、陈子昂诗9首计算在内，再加上颇有盛唐馀韵的韩翃、卢纶、李益的作品，则体现盛唐气象及其相关的诗歌多达191首，占全书所选诗歌总量的三分之一强。这是本书的一大特色，正表明林庚先生对盛唐气象情有独钟。更有意味的是，本书所选最后一首唐诗乃韦庄《焦崖阁》：李白曾歌蜀道难，长闻白日上青天。今朝夜过焦崖阁，始信星河在马前。1990年秋，辽宁少年儿童出版社拟出版一套《名家推荐丛书》，约请林庚先生推荐唐诗，先生编选的《唐诗》，也是以这首《焦崖阁》殿后。这深意，是不是让读者读到他所选的最后一首唐诗时，仍能回味盛唐气象，神往那盛唐时代的辉煌呢？在上世纪末的一次访谈中，林庚先生强调：“我认为王维的真正价值是他的少年精神，是他早期的《少年行》，是‘大漠孤烟直，长河落日圆’这样一类早期的作品。虽然他的边塞诗不多，但他年轻时的作品才是他的真正代表作。‘唯有相思似春色，江南江北送春归’，这才是真正代表唐诗的。……《辋川》诗也不是说不是好诗，但不是最可宝贵的东西。”这是先生一以贯之的学术思想，从1941年的油印本《中国文学史》，到近年对老门生的教诲，向来如此。既不因上世纪五六十年代对“少年精神”的批判而动摇，也不因八十年代后掀起的“山水诗热”而改变。本书也贯彻了这一学术观点，共选注王维诗二十首，其中十七首是富有少年精神的早期作品，如《少年行》、《陇西行》、《夷门歌》、《陇头吟》、《老将行》、《不遇咏》、《终南山》、《观猎》、《汉江临眺》、《使至塞上》、《相思》、《送元二使安西》、《送沈子福归江东》等，而王维后期的山水诗只选了《鹿柴》、《鸟鸣涧》、《山居秋鸣》等三首。李白的“布衣感”，在本书中也显得很突出，如《将进酒》、《行路难》、《梦游天姥吟留别》、《答王十二寒夜独酌有怀》、《宣州谢朓楼饯别校书叔云》、《扶风豪士歌》、《古风·大车扬飞尘》等，都是这方面的代表作。“俱怀逸兴壮思飞，欲上青天览明月”，是布衣的豪情；“天生我材必有用”，“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是布衣的自信；“作人不倚将军势，饮酒岂顾尚书期”，是布衣的骄傲；“钟鼓馔玉不足贵”，“董龙更是何鸡狗”，是布衣对权贵的蔑视；“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严陵高揖汉天子，何必长剑拄颐事玉阶”，是布衣反抗权贵、藐视王权的歌声，是布衣追求自由平等的呐喊，是那民主意识高涨的时代的最强音。这些传诵千古的名句，都出自本书所选李白的名作中。本书的注解，是由林门高足吴小如、陈贻焮、袁行霈、倪其心等先生担任的。这四位先生都是学识渊博、治学谨严的著名学者，担任注解工作，可谓游刃有馀。作为主编，林庚先生既能充分发挥集体智慧，又始终严格把关，正如本书《前言》所说：“从我们编写的过程说，凡有疑难，或历来聚说纷纭，或从来并无注解，或不同于传统成说之处，都经过再三讨论，才作出解释。”因此，无论作家小传，或诗歌题解与注释，都严谨准确，简明扼要，言必有据，学殖深厚；同时，也融入了林庚先生的许多创见。林庚先生是“五四”以来最负盛名的楚辞专家之一，他的极富开创性的楚辞研究成果，也体现在本书中。如《离骚》注①：“这篇长诗大约成于楚怀王十六年（公元前三一三年），是屈原因被上官大夫谗毁而离去郢都时所作。‘离骚’，等于说‘牢骚’，‘离’、‘牢’是双声字。”根据林先生对屈原生年的考证，则《离骚》当作于屈原二十三岁时，而学术界多谓《离骚》是屈原晚年的作品；他对“离骚”的解释，既不同于传统的说法，也迥异于现代学者的见解，而自成一家。又如《招魂》注①：“本篇是屈原为三闾大夫时所作，是描写为阵亡的贵族武臣们举行葬礼的作品，性质与《国殇》相类似而所祭对象的身份各自不同。”这短短三句话，概括了先生《招魂解》与《招魂地理解》这两篇论文的基本观点，对《招魂》的主旨作出了全新的阐释。又如楚辞的断句，许多学者都以“兮”字为依据；但林庚先生经过深入细致的研究，发现“兮”字“在《楚辞》里并不是唯一断句的凭借”，而是“半句上的一逗”。这一发现的合乎逻辑的发展，便是林先生后来所揭示的“半逗律”这一中国诗行的基本规律。因此，本书所录屈原作品的断句，与众不同，“兮”字后面不用逗号。如《离骚》：帝高阳之苗裔兮朕皇考曰伯庸，摄提贞于孟陬兮惟庚寅吾以降。《哀郢》：去故乡而就远兮遵江夏以流亡，出国门而轸怀兮甲之鼂吾以行。《涉江》：余幼好此奇服兮年既老而不衰，带长铗之陆离兮冠切云之崔嵬。并且，林庚先生还从楚辞的断句，进而发现了《涉江》的错简，指出《涉江》的第22句“接舆髡首兮桑扈裸行”，本来应该在第9句“哀南夷之莫吾知兮旦余济乎江湘”之前，由于错简，将“接舆”句后置，致使这两句都成了单句，与上下文都不叶韵，文义也不连贯。对此，《涉江》注⑨作了简明扼要的说明。在其他作品的注解中，也有不少林庚先生的创见。例如《木兰诗》：朝辞爷娘去，暮宿黄河边。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黄河流水鸣溅溅。朝辞黄河去，暮宿黑山头。不闻爷娘唤女声，但闻燕山胡骑声啾啾。过去一般的解释，多谓“黑山”即“杀虎山”，在今内蒙呼和浩特市东南百里；“燕山”指“燕然山”，即今蒙古人民共和国境内之杭爱山。问题在于：木兰才到了“杀虎山”，怎能听到近千公里外“燕然山”上的胡骑声呢？为此，林庚先生于1961年写了《〈木兰辞〉中的燕山和黑山》一文，以大量可信的史料考证出“燕山”就是蓟北至山海关的燕山，“黑山”就是北京市昌平的天寿山。同年12月13日，《人民日报》发表丁力《解决了〈木兰辞〉的疑难问题》一文，称许林先生的考据结论“是一个发现，很重要，它解决了一千多年来没有解决的问题。考据材料，也确凿可信。……不仅关系到《木兰辞》的艺术性上的解释问题，而且关系到思想性”。本书吸纳了林先生的这一创见，将一篇四五千字的考据文章，浓缩成了不到三十个字的注释。又如杜甫《闻官军收河南河北》：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旧注多谓巴峡即长江三峡之巴峡，一名西陵峡。但当时杜甫身居梓州，要回洛阳，自然沿涪江南下，入长江，出三峡；而西陵峡在巫峡之东，怎么会“即从巴峡穿巫峡”呢？这不正好与杜甫回洛阳的路线背道而驰吗？在林庚先生的指导下，本书一反旧注，曰：“巴峡，四川东北部巴江中的峡。《太平御览》卷六五引《三巴记》曰：‘阆、白二水合流，自汉中至始宁城下，入武陵，曲折三曲，有如巴字，亦曰巴江。经峻峡中，谓之巴峡。’”这样一注，诗意就豁然贯通了。三、教师的匠心本书《前言》说：“本书是为高等学校中文系中国诗歌选课程编写的教科书。”作为教科书，当然必须保证其科学性、系统性、完整性。本书在这方面力求尽善尽美，颇具匠心。这首先就体现在选目上，思虑缜密，应有尽有。既充分反映了中国诗歌的源流与发展的不同阶段，又突出了重点；既充分反映了各种诗体的形成与嬗变，又兼顾了各种不同的流派与风格。《宋书·谢灵运传论》云：“自汉至魏，四百馀年，辞人才子，……莫不同祖《风》《骚》。”钟嵘《诗品》论述某一诗人，往往强调其渊源有自，这些不同的渊源，归根到底，无非两类：一是“其源出于《国风》（或《小雅》）”，一是“其源出于《楚辞》”。可见《诗经》、《楚辞》实为中国诗歌的不祧之祖。因此，本书选注了《诗经》38首，其中《国风》30首、《小雅》5首、《大雅》2首、《周颂》1首。可以说，《诗经》的精华，尽在此中。屈原的作品，本书收录了《离骚》，《九歌》之《湘君》、《湘夫人》、《少司命》、《东君》、《河伯》、《山鬼》、《国殇》，《九章》之《哀郢》、《涉江》以及《招魂》，共11首。正如林庚先生自己所说：“在这部诗歌选中，屈原的代表作几乎都选注了，只有《天问》由于注释上的困难，没有敢碰它。这使我感到十分遗憾！”。直到二十年后，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了先生的扛鼎之作《天问论笺》，才了却这一心愿。《风》《骚》之后，从荆轲的《易水歌》到李后主的词，历代名家名作，本书均有选录，既照顾全面，又突出重点，凡中国诗歌发展的重要阶段与各时期的重要诗人，入选的作品都比较多，读者只须浏览本书的目次，就能略知中国诗歌发展的轨迹。以诗体而言，从西周到唐五代曾先后出现的四言古诗、骚体、乐府体、五言古诗、三言古诗、七言古诗、五言律诗、五言排律、七言律诗、五言绝句、七言绝句、词等各种诗体，本书皆囊括无遗，唯六言诗与七言排律没有入选。原因很清楚：六言诗句是由三个双音节构成的，没有五七言诗句的“三字尾”，节奏单调而呆板，既不容易写好，更不容易流传，因此，在中国诗史上，它本来就不发达，佳作尤为难求，历来的诗歌选本也罕见选录六言诗者。排律又称长律，多用于奉和应制、科举考试、陈情干谒、送别应酬，鲜有情真意切的作品。其体制短则六韵（12句），多则百十韵，句句要符合平仄律，而且，除首尾两联外，联联要对仗。五言排律已很难驾驭，七言排律就更难写了。诚如明人吴讷《文章辨体》所说：“唐初五言排律虽多，然往往不纯，至中唐始盛。若七言，则作者绝少矣。大抵排律若句炼字锻，工巧易能；唯抒情陈意，全篇贯彻，而不失伦次者为难。”因此，后世唐诗选本，也极少选录七言排律。如沈德潜《唐诗别裁》选录唐诗1920首，七言排律只选了两首，夹在卷十八“五言长律”中，如果不费劲找，还真不容易发现。高棅《唐诗品汇》连同其《拾遗》，共选唐诗多达6723首，大概是选诗最多且影响深远的唐诗选本了，也仅选七言排律4首，附于卷九○“七言律诗”之后。可见，作为教科书，没有必要选录六言诗与七言长律，只须教师讲课时略加提示即可。本书原是为中国诗歌选这一课程编写的教科书，当然也可以用作中国诗歌史、中国文学史的参考书；但无论那门课，都不可能在课堂上讲解完本书所选注的550首诗。我想，编者的意图，大概有三：一是给主讲教师提供自主选择的充分馀地，二是为热爱中国诗歌与中国文化的学生提供课外自学的读本，三是为广大读者提供一部全面体现中国古典诗歌光辉成就的选本。这种对教师的尊重和处处为学生、读者着想的苦心，也体现在题解与注释上。尽管本书的题解与注释都力求完善，但其《前言》仍特意说明：“主讲教师还可以按自己认为更好的意见讲解。”而且，往往编者本有独到精辟的见解，但在注释中也只是引而不发，留待读者自己去领悟，去判断。例如王之涣《凉州词》：黄河远上白云间，一片孤城万仭山。羌笛何须怨杨柳，春风不度玉门关。首句一作“黄沙直上白云间”，一作“黄河直上白云间”。有些学者认定唐代的凉州城（今甘肃武威市）离黄河甚远，因此，“黄河”应作“黄沙”。但大多数读者还是选择了“黄河远上白云间”，这是什么缘故呢？为此，林庚先生写了两篇文章，一是《说凉州》，指出“凉州古来原是一个广泛的地区，并不是单指凉州城说的（当然凉州城也无妨称凉州），而且最早的凉州城也不在武威。两汉以来凉州本指当时陇右一带，……当时凉州刺史治陇城（今甘肃秦安县东北），在黄河以东，所以凉州原来就是横跨黄河的。……凉州一般说来即河西一带，而《凉州词》也就是泛写这一带边塞生活的歌词，它并不是专写凉州城的。”另一篇是《王之涣的〈凉州词〉》，他首先把李白的名句“黄河之水天上来”与这诗的“黄河远上白云间”作了比较：“一个是从远说到近，一个是从近说到远，但却有着动静的不同，‘黄河之水天上来’是结合着水势说的，是动态，‘黄河远上白云间’是作为一个画面来写的，是静态，‘黄河之水天上来’因此带有强烈的奔流的感情，而‘黄河远上白云间’却近于一个明净的写生。”然后指出：“从形象上说，‘黄沙直上白云间’确是不太理想，因为‘黄沙’如果到了‘直上白云间’的程度，白云势必就早变成了黄云，……怎么还能有白云的联想呢？‘黄沙’‘白云’在形象上是不统一的不完整的。至于‘黄河直上白云间’，当然也不好，简单地说就是有点太像瀑布，而不太像河流。”然而，诗无达诂，有些选本认定“黄沙直上”比“黄河远上”好，也算是一家之言。我记得上世纪六十年代初，报上登过一条报道：某大学中文系的几个学生，为了验证究竟应作“黄河远上”还是“黄沙直上”，便利用暑假之机，远赴戈壁，进行实地考察，结论是只能见到“黄沙直上”，而看不到“黄河远上”。这种求实精神是可嘉的，只可惜他们忘了王之涣写的是诗，而不是地理课本。也许，正有鉴于此，本书对此句未作解释，而只注曰：“‘黄河’一作‘黄沙’，‘远上’一作‘直上’。”这就给主讲教师提供了发挥的空间，也给学生留下了自我领悟与互相讨论的馀地。这首诗的后两句也传诵极广，但诗意委婉含蓄，历来歧说纷纭，又用了典故，因此本书注曰：“‘羌笛’二句：是诗人初入凉州界时，面对黄河、边城，耳听到《折杨柳曲》时所产生的感慨。意思是说：这里春意已经很少，到了玉门关外怕就要连春风也没有了。那么对于如此少的春之杨柳，羌笛曲中何必还多所怨呢？‘杨柳’，指北朝乐府《折杨柳歌辞》：‘上马不捉鞭，反折杨柳枝；下马吹长笛，愁杀行客儿。’‘玉门关’在今甘肃敦煌西，是当时凉州的最西境。”这样的注解，显然是必要的，对读者是有帮助的；至少，比起传统的解说“此诗言恩泽不及于边塞，所谓君门远于万里”来，当能给读者更多的启迪。王安石《唐百家诗选序》云：“欲知唐诗者，观此足矣。”这是吹牛。虽说他曾编过《四家诗选》（已失传），专选杜甫、韩愈、欧阳修、李白的诗；但除开李、杜、韩，唐代还有陈子昂、王维、韦应物、孟郊、刘禹锡、柳宗元、张籍、元稹、白居易、李贺、杜牧、李商隐等著名诗人，而《唐百家诗选》中，这十二位诗人的作品，无一入选，又怎能说“观此足矣”？但我敢说：对于现在的大学生、研究生和广大读者，欲知古诗与唐诗，观《中国历代诗歌选》足矣。2006年3月16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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