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诗好读，好读小诗：痴迷新诗写作与研究近30年，一直暗存此偏爱。近年更情有独钟，以至终于颇费心力地编出这么一部《现代小诗三百首》来，回头细想，既有个人化之诗美趣味的隐性驱动，也有出于对新诗诗学奉体的一些挥之不去的思考所致。新诗越写越长，已成顽症.读者敬而远之，诗人们也不堪其累，传播和创作都受到影响。为此，近年诗界提出“为现代诗消肿”的理念，颇受人们关注。新诗是“自由诗”，除分行排列之外，很难再说清楚其他什么文体特征。但既是诗，就得讲一个“简约”的底线，无论新体旧体，这都是汉诗语言的第一义的诗美元素。简约不但是中国诗歌最根本的语言传统，也是中国文化及一切艺术的精义。闻一多曾指出：“中国的文字，尤其是中国诗的文字，是一种紧凑非常一一紧凑到最高限度的文字。”即或如提出“作诗如作文”的胡适先生，在谈及自己的诗歌追求时也特别提到：“要抓住最精彩的材料，用最简练的字句表现出来。”卞之琳则说得更明确：“诗的语言必须极其精炼，少用连接词，意象丰富而紧密，色泽层叠而浓淡入微，重暗示，忌说明，言有尽而意无穷。”尽管三位先贤在做这样的指认时，大体依然是以古典诗语为参照，但这一简约之根性，并未在他们以及整个早期新诗创作中有多少减弱，卞之琳更是以四句《断章》独步百年。当代新诗.许多创作路向則几乎是背道而驰.由约而博，由简而繁，由含蓄而铺陈，由精微而粗糙，由跨跳而爬行，由灵动而粘滞，松散冗长，臃肿不堪，可以说，已无最基本的“底线”可守，只剩分行而已。台湾诗人余光中曾说“许多新诗人昧于简洁之道”，不幸言中且现今已成普遍现象。因此郑敏先生指出：“汉诗的一个较西诗更重视的诗歌艺术特点就是简洁凝练’，“在近百年的新诗创作实践中，始终面对一个语言精炼与诗语表达强度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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