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法典中设立“总则”编，以其作为统率债之关系、物权、亲属及继承各编的纲领，是德国人的创造（1896年民法典），学者将其称为“pandectae”（“学说汇纂”、“潘德克吞”）模式的法典编制体例。但也许德国人自己都没有想到的是，他们的这一立法模式居然在30余年后飘洋过海，被一个有着悠久法律传统的东方大国继受。1929年的中国《民法》即以《德国民法典》为蓝本，甚至各编的顺序均与后者完全相同。此后，虽经政权更迭、社会变动、经济转型，但德国民法的影响却一直延续下来。在中国大陆，虽然至今尚无民法典，但起草工作早已在进行，就学者完成的建议稿观察，在体例编排上仍然难逃《德国民法典》的窠臼。在中国台湾地区，1929年《民法》几经修改仍在适用，其对德国民法亦步亦趋的态势也没有根本性改变。德国民法对中国的影响不仅表现在法典模式的选择，更表现在对概念、制度、法律价值观和思维方法的全盘接受。这才是最可怕的。中国民法研究及课堂教学中随处可见可听的诚实信用、善良风俗、法律行为、意思表示、信赖利益、人格、善意、恶意、有因、无因、负担、处分、表见、标的、物等无一不来自德国。我们被迫采用德国的法律思维来处理中国的问题，其难度可想而知。由于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共同受到德国民法的影响，从一定程度上说，德国民法成为海峡两岸民法学者进行学术交流的纽带。可见，文化的输入对一个国家的影响远比商品的进口更为深远，而法律文化的继受则会根本性地改变后进国家的社会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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