倾听吾师的心声李赋宁先生晚年诸病缠身，不堪折磨，思念亡友，悲情切切，神情抑郁，不得解脱，从此寡言谈，有时闭门谢客。众弟子看在眼里，焦急万分，苦于无策。直到先生的遗著《学习英语与从事英语工作的人生历程》②（以下简称《人生历程》）出版，我们恍然大悟：原来那几年先生在完成一桩震撼外语界的不朽大业。试想先生时已八十多岁高龄，以颤抖的双手沿用爬格子的旧法，一个字、一个字地把那已经逝去的岁月硬是抢了回来，这需要支付多大的心力和体力？试想先生在写作时，吴宓、钱锺书等先师，许国璋、王佐良、杨周翰、周珏良等同窗好友的形象在他脑海中时隐时现，欲言无语，这需要忍受多大的思念和悲痛？许、王、杨、周等先生走得早，没有来得及给我们留下系统的历史资料，现在是赋宁先生独挑重担，通过自传体的形式，让《人生历程》完成这些师友的未竟事业，宣告外语界一代英才的终结，也为20世纪祖国的动荡、苦难和跌跌撞撞的外语教学做了历史的总结。《人生历程》是先生呕心沥血之作，是先生撒手人寰之前点燃的最后一把火种。一．爱国爱民《人生历程》是赋宁先生一生爱国爱民的真实写照。先生是九三学社的成员，但先生拥护中国共产党，热爱自己的国家，热爱自己的亲人、师友和学生。 赋宁先生爱国爱民的立场集中表现在1950年初，当他在耶鲁大学已经获得撰写博士学位论文资格以后，获悉新中国已经诞生、全国解放在即，他在是否留在耶鲁继续攻读学位，还是回来投身新中国的教育事业的抉择上最为清楚。诚如赋宁先生在自传中所言：“全国解放了，新中国成立了！我心里很高兴，……”在同学和原清华大学校长梅贻琦的鼓励下，经过31天的海上颠簸，先生终于回到北京清华大学任教。我有幸于1950年考入清华，受教于赋宁先生。赋宁先生与党的关系还表现在他积极参加党的各项活动，如《人生历程》中谈到他参加了新中国成立后第一次国际性会议——1952年的亚洲及太平洋区域和平会议的翻译文件的审稿工作；参加了1959年的国际学联会议的文件翻译审稿工作；完成了1976年的《毛泽东选集》五卷英译本的翻译任务等。需要补充的是赋宁先生还参加过1958年党的第八届代表大会的文件翻译工作，同样从事这项任务的还有钱锤书、王佐良、许国璋、范存忠、许孟雄等先生，以及他的爱徒、我的同学、战友和姻亲黄用仪先生。赋宁先生能接受党的知识分子思想改造的政策，如1956年学习毛主席《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时，他能结合自己的文艺观点自我批判，摆好文艺的艺术性和人民大众需要的关系。不管当时这种改造是否有过左的或不合理的方面，他确实是这么想的，中国的绝大多数知识分子是这么想的。何以见得？《人生历程》告诉我们，“四人帮”打倒后，随着党的开放政策，他有3次出国机会，如1978年去英国考察，1981年访问耶鲁大学，1985～1986年在美国Comell大学讲学。先生是真心实意地去学习、去考察、去从事研究的，任务完成后能及时回国。对比之下，教师队伍中个别知识分子因个人在运动中受到冲击，以至没有摆好个人与党和国家的关系，环境一变，对党和政府全盘否定，两者有多大的落差！1997年香港回归祖国，赋宁先生欣喜之余，赋《喜庆香港回归》诗一首：“南海明珠香港城，百年国耻自今清。九七欢庆回归日，勿忘自强致太平。”可见赋宁先生的心是和党、和国家、和人民同脉搏、共跳跃的。爱的力量是神奇的。《人生历程》洋溢着赋宁先生对师长的尊敬和崇拜，对同事的友爱与谦让，对学生的关怀和期待。此外，先生对师母的眷恋和深情，对李星的父爱和教导，对申丹的敬重和信赖，也令人赞叹羡慕至极。正是在这全家个个都是研究生导师、祖孙三代都是清华人的家庭里，师母、李星和申丹对先生最为理解，给先生以爱情、力量和支持，使先生得以为自己、为他的亡友、为20世纪的外语界画上一个光彩夺目的句号。P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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