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神生活·意志

　　如果人们考察由宗教和世俗的理论和传统所揭示的这个历史记录，那么结论是不可避免的：哲学家始终不能解释某种精神现象及其在世界中的位置，我们相信思想家能对身体作出公正的评价，但不相信思想家能对意志作出公正的评价。但是，哲学家对身体的敌意是众所周知的，至少自柏拉图以来是有记录的。其主要原因不是由于感官经验的不可靠——因为这些错误能被纠正，也不是由于激情难以驾驭——因为激情能被理性制服，而仅仅是由于我们的身体需要和欲望的不可救药的本质。正如柏拉图正确强调的，身体始终“想得到照料”，即使在最有利的环境中——健康和空闲，以及秩序井然的国家——身体也因其反复无常的要求而打断思维的我的活动。根据洞穴比喻，身体迫使哲学家从理念世界回到人间事务的洞穴。（人们通常把这种敌意归咎于基督教对肉体的敌意。这种敌意不仅仅是古老的；人们甚至认为，基督教信条之一，即不同于古代关于灵魂不死的思想的肉体复活，不仅仅与神秘主义的一般信念，而且也与古典哲学的一般概念形成鲜明的对比。）当然，思维的我对意志的敌意是一种截然不同的敌意。在这里，冲突发生在两种不能共存的心理活动之间。当我们形成一种意志力的时候，也就是当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某个将来计划的时候，我们并没有像我们关注一系列思想那样，离开现象世界。就思维和意志影响我们的心理状态而言，它们是不相容的；确实，思维和意志都把目前不在场的东西呈现给我们的精神，不过，思维使存在的东西或至少曾经存在的东西进入绵延的现在，而意志延伸到将来，在一个不存在这种确定性的领域里活动。我们的心理器官——不同于精神的灵魂——凭借预期，能处理从未知事物的领域进人其中的东西，而预期的主要方式是希望和恐惧。这两种感情形式有内在的联系，其中的每一个感情都倾向于转变为其表面上的对立面，由于范围的不确定性，这些转变几乎是自动的。任何一种希望本身都包含恐惧，任何一种恐惧都因转变成一种相应的希望而得到解除。由于它们的转变及其不稳定的和令人不安的性质，古典时代把它们列为潘多拉盒子里的有害礼物。

　　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1906～1975）20世纪最伟大、最具原创性的思想家之一。她在马堡和弗菜堡大学攻读哲学、神学和古希腊语，后转至海德堡大学雅斯贝尔斯的门下，获哲学傅土学位。1933年纳粹上台后流亡巴黎，1941年到了美国。自1954年开始，阿伦特在美国加利福尼亚大学、普林斯顿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社会研究新学院、纽约布鲁克林学院开办讲座，后担任过芝加哥大学教授、社会研究新学院教授。其主要著作有：《极权主义的起源》《人的条件》《黑暗时代的人们》《康德哲学讲座》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