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歌德：“月亮耽误了我的分娩……”伟大的德国诗人约翰。沃尔夫冈·冯·歌德在他的著名自传《诗与真》的开头一段曾这样描述自己的出生：1794年8月28日上午，时钟刚敲十二下，我在美因河畔的法兰克福降生了。我出生时星辰的位置是吉利的：太阳位于处女座内，正升至天顶；木星和金星和善地凝视着太阳，水星也不忌克，土星和火星保持不关心的态度，只有那时刚团圆的月，因为正交它的星时，冲犯力显得格外厉害。月亮因此耽误了我的分娩，等到这个时辰过了，我才得以诞生。作为一位划时代的诗人，歌德的伟大自然是毋庸置疑的，恩格斯就曾经说过，他是“真正的奥林匹亚神山上的宙斯”。这样的一个被人誉为神的人，在以五十九岁的高龄开始回顾自己的一生时，果然就从自己身上发现了某种仿佛天纵的神性。为了使这种神性得到更好的揭示，他便选用了上述雄伟的笔法来述说自己的出生，为其自传定下基调。在歌德看来，他自己的降临人世显然是一件非同小可的大事，它首先而且主要与宏大的宇宙及这宇宙中与渺小的人类关系密切的几颗星球有关，而不是与生养他的父母及家庭有关。穷究歌德自述的这些名堂到底是否真实是没有意思的，有意思的是这种说法背后所隐藏的述说者个人的心理状况与真实动机。作为一位追求人的解放、深刻展示了人类精神的伟大之处的大诗人，歌德的确有他渺小的一面。他迷信占星术，经常谈论占梦和预感如何灵验，曾经把拿破仑、拜伦等伟大人物的出现和他自己的某些行动与成就归因子某种超自然的，不可捉摸、不可解释的“精灵”的作用。在这一点上，歌德的智力实在不见得比普通的贩夫走卒有更多的优越之处。据说，他刚生下来时处于“假死”状态，长时间不哭不叫，经过多方努力才被救活过来。歌德的父母一共生了六个孩子，除长子沃尔夫冈（即诗人歌德）和次女科内里娅之外，其余四个都不幸早夭。弟弟妹妹们接二连三地死去，这一事实即使不曾在幼年歌德的心中造成深刻的印象，但当诗人晚年在一种功成名就的喜悦中坐下来，着手撰写自传时，回想起自己生命之始的死里逃生经历，他不可能不深感侥幸和惊奇。将自己的幸运和早夭的弟妹们的不幸两相对照，对“魔法”有着浓厚的兴趣的歌德便不免寻找和追索使自己幸运的“魔法”。在上引一段之后，《诗与真》接下去写道：“这些吉兆——后来占星者们认为对我有很大好处——也许就是我能活下来的原因。”事情还不只是仅此而已。在《涛与真》中，我们见到了一个将伟大人物的出生“戏剧化”、赋予某种非同寻常的意义的典型例证。在通常情况下，这类事情是由那些试图通过讲述伟人故事达到自己的某种特定目的的人，或者那些深深地为伟人的巨大魅力所震慑的传记作者来完成的，但在这里，伟人歌德亲自动手，来对自己进行涂抹装扮了。歌德说，他的“假死”虽然使自己家里的人大费手脚，“但结果却有利于本市的居民”。怎么个有利法呢？原来他的外祖父是法兰克福市的市长，这位市长鉴于外孙出生时的惊险，从此就雇用了一位产科医师，“灌输助产的知识，或把这种知识重新讲求起来”，使得该市此后出生的小孩大受裨益。不管事实本身究竟是怎样的，读过这些自述之后，我们难免会得到这样一种作者本人或有意或无意希望我们得到的印象，即：伟人歌德的伟大程度虽然不会因为这样一桩小小不言的事情而有所增加，但他的“伟大性”却是在他降生人世之时就已经体现出来了的。这显然是一种假象。刻意制造这种假象，对歌德本人而言，只不过进一步印证了恩格斯对他所作出的著名评论：“歌德有时非常伟大，有时极为渺小；有时是叛逆的、爱嘲笑社会并鄙视世界的天才，有时则是谨小慎微、事事知足、胸襟狭隘的庸人。”但是对成长中的青少年来说，类似的假象在他们逐渐确立自己的世界观的过程中所造成的影响却可能是灾难性的。一方面，它们可能起到强化伟人是与常人绝对不同、毫无干系的“特殊材料制成的人”这一错误观念的作用，易于导致对伟人的盲目迷信和个人崇拜；另一方面，它们易于造成思想混乱，打击青少年的上进心，使他们产生较为深刻的自卑感，甚至完全放弃自我完善的努力。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