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很久以前就认识了林枫同志，而有较多的直接交往则是始于五十年代末期。一九三七年至一九四五年，从晋西南到晋西北地区，我都在林枫同志领导的地区做新闻工作。当时同他直接接触虽不很多，但他所特有的顾全大局、沉着坚定的风度，踏踏实实、不尚空谈的精神，艰苦朴素、平易近人的作风，都给自己留下深刻的印象。日本投降以后，林枫同志带领干部团北出榆关，转战于白山黑水之间；不久我就随军南下粤桂滇，到达祖国的南疆，其间很长时间没有机会见面。建国以后到了北京，从一九五七到一九六七年，我在《光明日报》工作。这张报纸以知识分子为主要读者对象，以党的文教方针政策为宣传重点。当时林枫同志正在北京，先后曾任国务院文教办公室主任、国务院业余教育委员会主任、中共中央高级党校校长等职，从一九五七年三月起又是中共中央文教小组成员。林枫同志一向重视舆论的作用，注意运用报纸指导工作。《林枫传略》的写作，数年前就已着手准备。林枫同志青年时代在白色恐怖下从事地下工作，后又经历长期的战争生活，早年活动的有关资料多已散佚或被毁于战火。“十年浩劫”期间，林枫同志惨遭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残酷迫害，身心受到严重摧残，所有文件、资料以及收藏图书都被彻底毁坏。同时，作者从抗日战争时期以来所收集的有关资料，包括林枫同志的数册谈话纪录，经过几十年的风风雨雨，有的毁于战火，有的毁于人祸，只有极小部分得以幸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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