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书作为游记，有着较为独特的叙事模式，游记作者抛弃自己亲历的独特性而泛泛而谈其游历国家的人文地理，以当今的标准或读者的期待视野来判断，多少不免令人遗憾。但是，这种“令人遗憾”的叙事模式却是18世纪的时代精神所要求的，即书本首先要有教育意义，要高举客观而理性的旗帜，把个人的主观性巧妙地隐藏在背后。这种“时代精神”多少揭示了汉密尔顿把自己的观察纳入到对中国的总体描述中的原因。幸甚，作者并非完全是“时代精神”的奴隶，他在具体描写一个地方时总是尽量融入自己的亲身体验；而且正是这些生动有趣的段落，提升了本书的可读性，决定了其直至今天的价值之所在。彼得·奥斯贝克是第一个将在中国的实地调查报告公开出版的瑞典人。作为著名的博物学家查尔斯·林奈的学生，他以一名随船牧师的身份记录了瑞典东印度公司卡尔亲王号商船首次远航沿途的风土人情。这艘船于1750年11月18日从瑞典西海岸港口哥德堡出发，并于次年8月22日抵达广州，在那里一直停留到1752年，的1月4日。在中国停留期间，奥斯贝克搜集了相当多，有关中国植物的资料，同时也将他对中国人日常生活以及中国文化的观察记录了下来。他的观察不但真实可靠，而且大多十分敏锐，有时还能滤除书本上或是道听，途说的一些成见。就在奥斯贝克造访中国的差不多同一时间内，林奈的另一位学生奥洛夫·托瑞恩乘坐瑞典东印度公司的商船哥特狮号也来到了中国，他撰写了七封书信汇报他在中国期间的见闻，这些信件也被收入到了此书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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