俄罗斯重新崛起

　　一、中央集权体制下的“政治国家”控制体系及其崩溃根据美国社会学家罗斯的观点，社会控制是由某种社会组织实施的、有意识的，利用社会规范有目的地对其社会成员的行为实施约束的过程。社会控制是任何社会维系社会秩序必不可少的手段。一般来说，社会控制主要有两种方式：强国家即“政治国家”控制和强社会即市民社会控制。俄罗斯历史上一直就是一个中央集权制的国家，十月革命前沙皇的封建专制在俄国统治了数百年之久，封建专制主义的影响根深蒂固；十月革命以后，只是在“新经济政策”时期产生过孕育市民社会的前提，但很快新经济政策就被斯大林推行的集中化模式所取代。与此同时，个人崇拜逐步流行起来，个人集权制也逐渐取代了哪怕是形式上的民主集中制。所以，别尔嘉耶夫说，俄罗斯“大部分的政治和文化的意识形态都深受中央集权制之苦”。沙俄时代，俄罗斯的社会结构——从沙皇到贵族、从村社到社员、从领主到农奴——是以纵向的相互关系为基础的金字塔结构。这种社会结构是通过权力私化来维系的。苏联时期的社会构型仍然是纵向联系的金字塔结构，只是在形式上发生了改变，即金字塔的顶端变成了总书记、政治局，然后是一层层往下延伸，最后到普通百姓。这就是典型的“政治国家”结构。苏联的“政治国家”控制体系有自身的特点。首先，苏共总书记以党的名义在国家决策系统中实行个人决策。在革命前，俄共（布）实行集体领导；革命胜利后，党章仍然规定党的代表大会是党的最高权力机关，中央委员会是最高执行机关。然而，到斯大林时期，政治局从中央委员会的执行机关变为党的权力中心，政治局决定一切，政治局直接向党的总书记负责。所以，苏联的政治权力实际上集中在总书记一人手中，最后发展成为个人独裁制。其次，苏共作为苏联的执政党以国家的名义实现党对政治权力的垄断，政治权力实际上成为维护苏共内部少数人利益的工具，其结果，一方面是苏联政治生活中形成了一个政治毒瘤——特权阶层，另一方面是苏联社会结构在苏共掌控的政治权力约束下所进行的是过度的规则化运动，社会创新能力丧失，整个社会陷入停滞。再次，社会经济生活的统一性和秩序性也主要是靠苏共的政治强力来维系的，甚至连精神生活都对政治权力也具有很大的依附性。所以，在苏联的“政治国家”结构中，政治权力不仅是划分社会等级的工具和决定社会成员在这一“政治国家”中的社会位置以及手中所掌握社会资源的大小，而且，由于政治权力渗透到社会生活的每一个角落，它更是维系这一“政治国家”秩序的唯一的制度化工具。然而，无论政治权力对社会实行怎样程度的过度控制，社会能量无限增长的趋势总是存在的。技术的发展，科学的进步，人们观念的更新，以及全球化的巨大推动力，这一切都会促使不断增长的社会能量形成一股强大的社会张力，突破原有的社会控制体系的界限。苏共的“政治国家”控制是通过阻止社会异质分化来维持社会稳定的。其控制手段包括两方面，一是硬控制，二是软控制。硬控制方面集中表现为将人治制度化，在这种人治制度化控制体系下，人们的社会生活同政治生活一样被政治权力所“格式化”。软控制方面则表现为将不同社会主体的信仰统一化，消灭任何中间形式的思想形态，追求一元化的政治和一元化的社会，严禁社会出现异质分化，并用这种软控制体系来维持社会的超稳定结构。“政治国家”的过度控制可能维持一时的稳定，但在稳定的面纱下隐藏着的是社会的极端冷漠和与日俱增的社会积怨。社会冷漠的结果是社会的停滞，而社会积怨的不断增多最终使社会冲突在沉没中爆发。苏联剧变的原因固然是多方面的，但政治上的过度控制和正常政治信息流的缺失也是其中重要的原因之一。苏联政治上的高度集权制度使之在戈尔巴乔夫推行“民主化、公开性”之后，特别是在政治信息骤然如溃堤的洪流冲击着社会的时候，社会一时尚不具备整合众多信息的能力。于是，“政治国家”体系中的政治冷漠迅速转化成异常的政治“亢奋”，因此，改革本来是为了增强苏共的生命力，结果却演化成一种摧毁苏联社会主义体制的激进运动。苏联的土崩瓦解也同时意味着苏共这种“政治国家”控制体系的全面崩溃。P14-16

　　姜琦，男，上海市俄罗斯东欧中亚学会会长、上海市国际关系学会副会长、中国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学会副会长、华东师范大学科学社会主义与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史教授、博士研究生指导教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