所谓“和平运动”,即此次中日战争时期谋求中日“和平”的活动。就日本方面而言,从事“和平运动”者既有外务省官员、军人及政治家,也有所谓民间人士,但其活动都是为日本分化政策服务的,是配合日本军事打击而采取的诱降活动。就汪精卫等人而言,民族失败主义情绪以及对共产主义的恐惧等心理,则是共从事“和平运动”的主观出发点。这是本书重点论说的内容。然而,日、汪“和平运动”的开始,却同蒋介石在抗战初期的与日“谋和”活动是密不可分的,换言之,蒋介石的“谋各”在客观上为汪精卫的投敌起到穿针引线的作用。所以,时至今日仍有学者称:汪精卫叛离重庆“这一事件的内幕古怪离奇,疑云重重”。当日、汪“和平运动”进展到行将筹组“汪政权”之时,所谓“首义分子”中的高宗武、陶希圣秘密离沪赴港,脱离汪精卫。并公开揭露日、汪所签订的《日华新关系调整要纲》:“直欲夷我国于附庸,制我国之死命”,高、陶之所举,沉重地打击了日、汪“和平运动,史学界谓之“高陶事件”。高、陶何以“反戈”?这些也是本书所要透视的一个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