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录第一卷个人记忆与记忆存储的生物学基础维也纳的童年生活美国的教育第二卷每次一个细胞神经细胞的谈话神经细胞之间的对话简单与复杂的神经系统 不同的记忆，不同的脑区寻找研究记忆的理想系统学习的神经类似物第三卷突触联系的强化神经生物和行为学中心简单行为也能被学习调控经验改变突触个体化的生物学基础分子与短时记忆长时记忆记忆基因基因与突触的对话第四卷回到复杂记忆中突触也保留了最美好的记忆大脑对外部世界的记忆集中注意力第五卷一颗小红药老鼠、人类与心理疾病治疗精神病的新方法生物学与精神分析思想的复兴意识第六卷斯德哥尔摩与维也纳从记忆中学习：前景展望参考文献书摘：维也纳不仅文化繁荣，景色也十分宜人。我儿时最美好的记忆就是典型的维也纳文化风格：一种适度但持久的中产阶级的满足感，这种满足感来自于生活在一个定期庆祝节日的亲密家庭，此外，还源自我家迷人的女管家Mitzi，让我体会到一瞬间的性爱欢愉。性爱体验在Arthur Schnitzler的一个短篇小说中有直接的描述。书中描写了一个年轻的中产阶级维也纳少年被一个性感的年轻少女引诱，而这个少女是他家中的仆人或是园林工人。Andrea Lee在《纽约人》（The New Yorker）中写到，奥匈帝国时期，中产阶级挑选做家务女佣的一个标准就是，是否适合家中年轻男孩被她破身，这么做的部分原因也许是防止他们受到同性恋的诱惑。我禁不住回顾有意思的过去，意识到一件事情，对于他人来说是含蓄而隐蔽的，却可以那么容易地、赤裸裸地展现在我面前。我遇到：Mini是在我8岁那年的一个下午，当时我得了感冒，正在休息。那时的Mitzi大约25岁，十分迷人。当时，她坐到我的床边，抚摸我的脸庞。当我表现出愉悦时，她解开了衬衣，露出了丰满的胸部，并且问我是否想抚摸她。我几乎不明白她的意思，但她的引诱确实对我产生了影响，那一瞬间我突然觉得自己与以往不同了。当我开始抚摸她的身体的时候，也许她突然又觉得不合适了，说我们最好停止，否则我会怀孕的。我怎么会怀孕呢？我清楚地知道只有女人能怀孕。婴儿能从男孩身体的什么地方出来呢？“从肚脐里出来。”她回答说。“医生在肚脐上涂些药粉，肚脐就会裂开，让婴儿出来。”一方面，我知道这是不可能的，但另一方面，我又不能肯定。虽然那似乎是不可能的，但我仍然有些担心那样做可能会产生的后果。我的担忧是，如果我将怀孕，我的母亲会怎么想呢？这个担忧和Mini态度的改变就这么结束了我的第一次性体验。但是Mitzi从那之后继续将她的性取向对我直言不讳，并且说如果我年纪大些就可以和她来实现她的渴求了。后来，Mitzi并没有在我达到她所认为的年龄资格之前保持独身。在引诱我几周后，她跟一个来我家修炉子的男人好上了。一两个月后，她和他跑去了捷克斯洛伐克。许多年后，我开始觉得她当时离开我家之举实质上是对欢愉性爱的追求。当时，中产阶级家庭在我家的代表性娱乐活动包括每周在我父母家的打牌游戏、犹太假日时的家庭聚会以及暑期度假。在星期天的下午，我的小姨和姨夫会过来喝茶。我的父亲和姨父会花很多时间玩一种纸牌游戏，我的父亲总是会赢，并且打得幽默而有趣。逾越节（Passover）的时候，我们一家会去我祖父母家，阅读哈加达（Haggadah，犹太教经典《塔木德》中解释法律要点用的传奇轶事或寓言——译者注）描述犹太人如何从印度逃离奴役的书，并且享用他们精心准备的逾越节家宴，其中最好吃的一道菜是我祖母做的鲤鱼末丸，至今我仍觉得它的味道举世无双。我对1936年的逾越节印象很深刻，因为在逾越节的几个月前，我的小姨结了婚。我参加了她的婚礼，作为花童在仪式上托着她的礼服。姨父很富有，是一个成功的皮革商人。他们的婚礼盛大华丽，是我以前从未见过的，所以当时十分庆幸自己可以参加。逾越节的第一个晚上，我开心地回想起参加小姨的婚礼时每个人都穿得很漂亮，婚礼的食物也精致可口，于是当时就对她说，她的婚礼太美好了，要是不久她再有一次婚礼就好了，那样我就可以再次体验那种美好的瞬间了。后来我才知道我的小姨对于丈夫的感情是矛盾的。她觉得丈夫在知识和社交方面不如自己，因此立即认为我不是指结婚本身，而是指她对伴侣的选择。小姨推断我想见到她再与另一个在智力和涵养上与她相配的人结婚，于是变得愤怒，就婚姻的神圣性训诫了我很长时间。我怎么敢提出她与另一个人结婚，很快再举行一次婚礼呢？这也许就如我后来在弗洛伊德的《日常生活的心理病理学》（Psychpathology of Every Life）一书中读到的，动力心理学的基本原则就是：无意识是最真实的。每年8月，我们一家都会到维也纳以南50英里（约80公里——译者注）外的一个农庄去度假。1934年7月当我们全家正打算动身前往时，奥地利总理陶尔斐斯被伪装成警察的纳粹党人暗杀。那次风波萌发了我的政治意识。陶尔斐斯在1932年当选总理，他模仿墨索里尼，将基督教的社会党人纳入国家的政治前沿，建立了一个独裁政权。不同于纳粹党的蛎字记号的是，他将基督教的传统十字架作为象征图案，以宣扬基督教的思想和价值观。为了控制政府，陶尔斐斯废除了奥地利原有的宪法，将包括纳粹党在内的所有敌对政党定为非法党派。虽然陶尔斐斯反对奥地利的国家社会党人进行建立全德语国家的运动，但是他废除宪法以及排挤其他政治党派成了为希特勒打开国门的导火线。在陶尔斐斯被暗杀后舒施尼格接任总理一职期间，奥地利的纳粹党组织更加秘密，但是它却继续吸收着新信徒，其中以教师和家仆居多。被狂热民众欢迎的希特勒是奥地利人，并曾经在维也纳住过。他在1908年离开了儿时的故乡，来到维也纳。当时他19岁，希望能成为一名艺术家。尽管他有一定的绘画天赋，但是几番申请进人维也纳艺术学院都以失败告终。在维也纳生活期间，希特勒受到了吕格尔（当时的维也纳市长——译者注）的影响，首次表现出蛊惑人心的讲演术的魅力，并发现了反犹主义的政治利益。希特勒从青年时期就一直梦想着将奥地利和德国合并。因此，由奥地利纳粹党人自19世纪20年代就开始编写的部分纳粹党议程，其中就包括将所有说德语的人们合并起来，建立一个更伟大的德国。在1937年的秋天，希特勒开始实现这一理想。自1933年全面控制德国以后，希特勒在1935年恢复征兵，在1936年命令军队重新占领莱茵河地区。根据凡尔赛条约，这一德语区属于非武装区，并且由法国监管。此后希特勒又将黑手伸向了奥地利。舒施尼格总理为保证奥地利的独立自主，面对希特勒的恐吓，他急切地想安抚讨好，并要求与希特勒会面。在1938年2月12日，舒施尼格与希特勒会面。受情感因素的影响，希特勒的部队在靠近奥地利边界时撤退了。希特勒为了显示其权力，在与舒施尼格会面时带上了他的两员大将，威胁进攻奥地利，除非舒施尼格解除对奥地利纳粹党的限制，并且任命三名奥地利纳粹党人到内阁中担任关键的军事职位。最初舒施尼格拒绝了这一要求，但随着时间的流逝，以及希特勒进一步的威胁，舒施尼格不得已做出了让步，答应使纳粹党合法化，释放纳粹政治囚犯，准许纳粹党获得两个内阁席位。但是这一协议只是增加了奥地利的纳粹党人夺权的野心。纳粹党在奥地利逐渐发展成一个相当大的组织，强奸民意，并且发动了一系列叛乱，动摇了舒施尼格政府的统治。在外面临希特勒的威胁进攻，在内又面临奥地利纳粹党人的叛乱，舒施尼格于是采取主动，公开决定在3月13日也就是与希特勒会面的一个月后，举行公民投票。投票的问题十分简单：奥地利是否应该保持独立自主？回答是或否。我的父母十分钦佩舒施尼格这一勇敢的举动，这也造成了希特勒的不安，因为似乎可以肯定投票结果将是支持奥地利独立的。因此，希特勒发动军队威胁将进攻奥地利，除非舒施尼格推迟公民投票，辞掉总理之职，与奥地利的纳粹党人赛斯·因克瓦特组成一个新的联合政府，并任命赛斯·因克瓦特为总理。舒施尼格向一直支持奥地利独立的英国和意大利求助。但是令我们维也纳自由主义者沮丧的是，英国和意大利都没有回应。由于可能遭到同盟者的背弃以及担心会发生不必要的流血伤亡，舒施尼格在3月11日的傍晚辞去了总理职位。虽然奥地利总统默许了德国所有的要求，希特勒在第二天还是对奥地利发动了侵略战争。就在此时，一件令人诧异的事情发生了。希特勒遭遇的不是愤怒的奥地利民众，而是热情迎接他的人群。正如George：Berkley指出的，奥地利民众从支持舒施尼格、忠于奥地利到以德国兄弟称呼希特勒的军队这一戏剧性的转变并不能简单地用成千上万的秘密纳粹党人出现这一事实来解释。更准确地说，那是历史上最迅速、最完全的群众转变之一。Hans Ruzieka这样写道：“这是一群开始愉悦君主然后又诅咒他的人们，他们在君主被废黜之后迎接民主，然后又在陶尔斐斯的法西斯主义上台后为其欢呼。今天他们是纳粹党人，明天他们又会变成其他。”P18-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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