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十年代”，乡土小说创作是时代召唤和主体诉求间的一个历史性遇合点。赵树理是“大时代”当之无愧的歌手。乡土记忆和时代生活的审美整合，“政治化写作”模式的建构，民族意识的表达和自我价值的确证，分别是国统区、解放区、沦陷区乡土小说的主要建构方式。清晰和混沌是“四十年代”乡土小说创作的两脉流向。年轻人的血性和老年人的智慧分别被作家赋予正面和负面价值。经验主义是中国民众的认知范式。“阿Q一族”在国统区乡土小说中被命名为革命闯将，在解放区乡土小说中却被命名为堕落的狗腿子。土地是民众须臾难离的家园，也是深深束缚和禁锢着民众身心的囚牢。民众在“四十年代”登上政治舞台的主要标志是其言语生成。在国统区和解放区乡土小说中，民众主体性生成和确立的过程截然不同。解放区乡土小说中的群众说理大会是民众集体记忆和政治认同的生产方式。通过设置民众仰视或俯视知识者的叙事格局，国统区和解放区乡土小说作家确认、建构着民众和知识者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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