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战乱和改朝换代这样大的社会动荡外，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波谲云诡、变动迭出的就要数官场了。做官的人一方面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即所谓建功立业，拜将入相，另一方面更要尽量保全自身，以固荣宠，其中自有诸多的学问和策略。但这些，正史中很少去正面描述，只是偶尔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而在个人著述中，更是很少有人提及。大约是因为这里面权谋的因素太多，不好明以示人吧。但尽管这样，仍然有人写下一些自己对为官之道的体会，当然不会将其公之于世，只是供自己把玩，或传给子孙作为参考。作者署名为长乐老的《仕道》或许就是这样的一篇著述。长乐老是五代人冯道的号，经有关学者的初步研究与考证，《仕道》很有可能是冯道写下的。而从文中的口气看，作者有过官场的经验，甚至可以说是深谙为官之道的。倘若真是冯道所著，那倒真的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因为冯道是一位在官场中久经历练的人物，为官时间长，历任朝代多，任官职务高，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是最有资格，也是颇有可能写下这样的文字的人。冯道字可道，瀛洲景人，一生中曾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契丹任官，侍奉过“四姓十君”，而且都是作为重臣，并多次为相，所以人称“不倒翁”。他所以长盛不衰，除了具有相当的政治经验外，也和他处事圆滑、经验老到有关。冯道在五代的官僚中也是比较重视文化的千位。史书上说他自幼好学能文，除了奉养父母外，只是读书吟诗，即使大雪封门，尘垢满席，也兴致依然。他本人著有《长乐老自述》，在后唐长兴三年时，还印行经籍标准文本，依唐刻《开成石经》，并和经注合刊，开雕“九经”：《易》、《书》、僻》、〈春秋左氏传〉、〈睹秋公羊传》、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篇属名“长乐老”的文章或许是出于冯道的手笔。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核心仍然是儒家的仁学。这不足为怪，自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以后，读书人不可能不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自有其积极的一面，比方说他在文章中流露出一定程度上的民本思想，认为为官就是管理，为官之道只有做到公正、公平，顺应民心，这样才会长治久安。他也比较注重实际，虽然他提出修身养德，但也指出做官要想有所作为，就一定要精通做官之术。离开了这些策略，不仅难以建立功业，就连保全自身都难以做到。这就体现出他的道术更多是来自老子的主张，与汉朝张良、陈平等人信奉的黄老之术一脉相承。当然里面也多少带有一些法家的思想，但总的说来是以宽仁为主，但这里的宽仁，就不免带着某些策略性了。这篇文字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到了做官的人如何具体操作，如如何识人、如何明辨真伪、如何侍奉上司、如何统御部下、如何用人、如何全身、如何论辩，甚至还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玩弄权术的内容。这在今天看来，当然很好理解。官场上的残酷和多变是人所共知的，为官，如果只是具有政治上的抱负，而不谙官场的策略和技巧，很可能阴沟里翻船，甚至身家性命也无法保全。就拿进谏这样最为普通的事情来说，魏征因为直言敢谏成为大唐的贤臣，但也有多少人因此失去官爵，还掉了脑袋。在用人上也是如此，所有的人主和员都大谈重用贤才，但何者为贤，何者为不肖，却因人而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对待下属上也是如此，如何才能调动和发挥下属的积极性，也是一门学说。当然，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下属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操守，具有政治远见，并能明察是非，是作为领导者必须掌握的。如果我们对这些抽去具体的内涵，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把握其精髓，对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之，这篇文字虽有它的思想局限，但对于掌握官场策略和技巧还是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封建时代官场的权术。同时，它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通过它提供的内容，我们既可以识别官场中的某些机巧，又可以批判地继承。如对待上级，既要尊重，也要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对待下属，既要严格要求，又要适当宽松。这些都属于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范畴，即使在今天，也是适用的。至于其中的诈术，如果用于正当的地方，似乎也未尝不可。技巧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关键在于你的目的是怎样的。如果我们秉以公心，为把事情做好，适当地掌握一些为官行政的技巧，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对这篇文字进行了部分删减，并加注释，辅之以历史上的事例，在每段的后面，还加上了批评性的释评，希望读者能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因素。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它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直接以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为王道理想献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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