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古代社会,除了战乱和改朝换代这样大的社会动荡外,表面上风平浪静,但实际上波谲云诡、变动迭出的就要数官场了。做官的人一方面要努力实现自己的政治抱负,即所谓建功立业,拜将入相,另一方面更要尽量保全自身,以固荣宠,其中自有诸多的学问和策略。但这些,正史中很少去正面描述,只是偶尔留下一些蛛丝马迹,而在个人著述中,更是很少有人提及。大约是因为这里面权谋的因素太多,不好明以示人吧。但尽管这样,仍然有人写下一些自己对为官之道的体会,当然不会将其公之于世,只是供自己把玩,或传给子孙作为参考。作者署名为长乐老的《仕道》或许就是这样的一篇著述。长乐老是五代人冯道的号,经有关学者的初步研究与考证,《仕道》很有可能是冯道写下的。而从文中的口气看,作者有过官场的经验,甚至可以说是深谙为官之道的。倘若真是冯道所著,那倒真的可以说是恰如其分了。因为冯道是一位在官场中久经历练的人物,为官时间长,历任朝代多,任官职务高,可以说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他是最有资格,也是颇有可能写下这样的文字的人。冯道字可道,瀛洲景人,一生中曾在后唐、后晋、后汉,后周和契丹任官,侍奉过“四姓十君”,而且都是作为重臣,并多次为相,所以人称“不倒翁”。他所以长盛不衰,除了具有相当的政治经验外,也和他处事圆滑、经验老到有关。冯道在五代的官僚中也是比较重视文化的千位。史书上说他自幼好学能文,除了奉养父母外,只是读书吟诗,即使大雪封门,尘垢满席,也兴致依然。他本人著有《长乐老自述》,在后唐长兴三年时,还印行经籍标准文本,依唐刻《开成石经》,并和经注合刊,开雕“九经”:《易》、《书》、僻》、〈春秋左氏传〉、〈睹秋公羊传》、因此,我们有理由认为这篇属名“长乐老”的文章或许是出于冯道的手笔。从文字中我们可以看出,作者的思想核心仍然是儒家的仁学。这不足为怪,自汉代董仲舒“独尊儒术”以后,读书人不可能不受到这方面的影响。这种影响自有其积极的一面,比方说他在文章中流露出一定程度上的民本思想,认为为官就是管理,为官之道只有做到公正、公平,顺应民心,这样才会长治久安。他也比较注重实际,虽然他提出修身养德,但也指出做官要想有所作为,就一定要精通做官之术。离开了这些策略,不仅难以建立功业,就连保全自身都难以做到。这就体现出他的道术更多是来自老子的主张,与汉朝张良、陈平等人信奉的黄老之术一脉相承。当然里面也多少带有一些法家的思想,但总的说来是以宽仁为主,但这里的宽仁,就不免带着某些策略性了。这篇文字的大部分内容涉及到了做官的人如何具体操作,如如何识人、如何明辨真伪、如何侍奉上司、如何统御部下、如何用人、如何全身、如何论辩,甚至还不可避免地带有一定的玩弄权术的内容。这在今天看来,当然很好理解。官场上的残酷和多变是人所共知的,为官,如果只是具有政治上的抱负,而不谙官场的策略和技巧,很可能阴沟里翻船,甚至身家性命也无法保全。就拿进谏这样最为普通的事情来说,魏征因为直言敢谏成为大唐的贤臣,但也有多少人因此失去官爵,还掉了脑袋。在用人上也是如此,所有的人主和员都大谈重用贤才,但何者为贤,何者为不肖,却因人而异,很难有一个统一的标准。在对待下属上也是如此,如何才能调动和发挥下属的积极性,也是一门学说。当然,无论在古代,还是在现代,下属是否具有高尚的道德操守,具有政治远见,并能明察是非,是作为领导者必须掌握的。如果我们对这些抽去具体的内涵,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把握其精髓,对今天仍然有一定的参考价值。总之,这篇文字虽有它的思想局限,但对于掌握官场策略和技巧还是提供了很好的参考。通过这篇文章,我们可以更好地理解封建时代官场的权术。同时,它也具有一定的现实作用,通过它提供的内容,我们既可以识别官场中的某些机巧,又可以批判地继承。如对待上级,既要尊重,也要委婉地表达自己的看法;对待下属,既要严格要求,又要适当宽松。这些都属于正确处理人际关系的范畴,即使在今天,也是适用的。至于其中的诈术,如果用于正当的地方,似乎也未尝不可。技巧本身是没有对错的,关键在于你的目的是怎样的。如果我们秉以公心,为把事情做好,适当地掌握一些为官行政的技巧,应该是无可厚非的。 基于这样的考虑,我们对这篇文字进行了部分删减,并加注释,辅之以历史上的事例,在每段的后面,还加上了批评性的释评,希望读者能从中汲取一些有益的因素。儒家的智慧是极为深刻的。它是一种非智谋的大智谋,其运谋的方法不是谋智,不是像法家或兵家那样直接以智慧迫使对方服从;而是谋圣,即从征服人心着手,让人们自觉自愿地为王道理想献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