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韩退之、李习之、赵宋司马君实与二程对后来被称为“四书”的古代文献已经重视有加。特别在南宋朱熹鼓吹之后，直到清末，《四书》为士子必读、熟读之书。因为不这样，莘莘士子就没有进身之阶。当时统治者要利用孔孟之道，而孔孟之道就在《四书》里，土人读好了《四书》，才会得到赏识。明清两朝已有少数人反对《四书》的孔孟之道，嘲笑让《四书》禁锢了头脑的儒生。清亡之后，《四书》宣扬的孔孟之道遭到两次大规模的严酷的批判：一次在上世纪的1919年“五四”运动前后，另一次在上世纪的“文革’’时期。经过这两次大批判，特别在后一次“革命”之后，《四书》在扫除之列，地位一落千丈，这个命运与《五经》一样。直到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千千万万的青少年中，不知《四书》为何物者居多。可是时至今日，不知《四书》为何物的中学生不多了。大多数中学生知道：《四书》（又称《四子书》），就是《论语》《大学》《中庸》《孟子》的合称。《论语》一书大多是孔子的话，《孟子》一书大多为孟轲的议论。知道写《大学》者传为孔子学生曾参，写《中庸》者为孔子之孙孔伋（字子思）的中学生也很不少。不是因为《四书》又成了读书人找出路的阶梯，而是因为《四书》宣扬的思想的大部分毕竟应该归属于中国古代优秀的传统文化遗产，这是《四书》与《五经》相同的地方。如果不是这样，现代国民（包括肩负中华民族希望的年青人）怎么会接受《四书》之类的古籍？改革开放的现代中国要《四书》（还有《五经》）何用？
鄂公网安备 42010302001612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