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泽东漫长而又富有争议的政治生涯结束了。时过境迁，现在，用一种新的观点来认识他的一生，认识从其生涯中产生并指导他的政治思想已成为可能。就像他自己在上面引用的那句话中提及的，或许只有通过回顾才能更好地理解他的一生及其思想的形态或模式。本书试图以我们现有的对毛泽东全部著作的研究为基础，历史地理解他的政治哲学中一个重要的模式——“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作为一位革命活动家，毛泽东的一生跨越了近现代中国近60年的历史。他不仅是社会活动家，而且是思想家。在这60年间，他频繁地写作，不停地演说。本书首先假设毛泽东的政治生涯和从中形成的政治哲学的独创性或适用性的历史地位，不再对其真理性提出问题，然后在假设这些政治哲学具有内在历史价值的基础上进一步深入展开。所以，这一研究的目的，不是为了针对人们对毛泽东的批评，捍卫毛泽东的思想。诚然，尽管我不时提到论述毛泽东思想的第二手重要文献，但我并没有企望以任何系统的方式，将自己对毛泽东思想的解释，同那些论述这些思想的卷帙浩繁且数量还在激增的解释性文献相提并论。这样做的结果，往往是一部过分冗长且具有不必要的复杂性的著作。在本书中，详尽阐述毛泽东政治哲学的思想来源也不是我的目的。尽管我承认，我对这一难题颇感兴趣，但我的专业是中国政治和政治理论，而不是思想史，所以我对毛泽东思想的历史根源的思索，只能作为个人感兴趣的业余爱好。至于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毛泽东同其前辈的关系（无论是正统的，还是非正统的）这一相关而又众说纷纭的问题，我听从那些比我更看重这一问题的人的意见。我想，毋庸置疑，毛泽东认为自己是从对马克思和列宁思想的理解出发并在由此而形成的思想框架内工作的。在这里，我试图并行地陈述毛泽东在马克思列宁主义传统中的前辈与毛泽东本人的观点，以便对这些观点进行比较。因为我相信，这一研究将成功地表明，无论如何，正像他一生所展示的那样，毛泽东日益敏锐地认识到他所从事的革命、这一革命的社会环境以及他生活和工作的历史时期的独特性质。对马克思和列宁的思想合乎正统或不合乎正统的修正是什么，这是一个必须在政治基础层面上才能最终得以解答的问题。无疑，毛泽东本人确实关心过这一政治问题，尤其是在他的晚年。因而，我希望阐明他对这一政治问题的看法。但是，相对于他在马克思主义传统中的前辈的思想，对毛泽东的思想的正统或非正统性、独创性或派生性的问题，另外提出一种外在的判断并不是我的目的。最后，在任何完整的意义上，这本书都不应被视为传记著作。尽管要谈论毛泽东一生的思想演变而不时常提及其中的某些事件是不可能的，尽管我试图将他的思想的重大转变同我认为是影响那些转变的事件联系起来，但我并未打算以一种系统的方式把他的政治哲学同他的政治传记结合起来。相反，我在这里的意图是通过研究毛泽东政治哲学的内在逻辑及演变去阐明它的一个重要方面。我选择的这一方面，即他的继续革命理论，是非常重要的。首先，是因为毛泽东本人及其后继者都把继续革命理论看作是他的理论活动的顶峰；其次，是因为对这样一个方面的阐述，涉及对这一理论得以确立并从中进一步发展的政治命题、概念和思想的广泛研究，从而提供一种对毛泽东政治哲学全方位考察的视角。我决定通过探讨九个相互联系的论题来研究毛泽东这一方面的思想；采取论题的形式而不是历史的形式来描述毛泽东政治哲学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尽管应当指出这要付出一定的代价。正如我们在下述章节中会看到的，毛泽东认识论的基本概念是，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间存在着必然的辩证关系。他多次明确指出，与实践相脱节的理论，既不合乎正统，又无益处。基于这一根本原则，脱离实践内容来探讨他理论上的结论，就有某种不合理性。历史地描述他的政治思想——即一种以其政治生涯的不同阶段作为描述其思想基本轮廓的研究——也许更接近他关于理论与实践必然联系观点的本意。另一方面，这种形式的不利之处在于难以避免赘述。由于我认为为理解毛泽东继续革命理论而值得探讨的各个论题都与他一生各个时期的各种事件相关，并随之而变动，因此历史的论述就必须抓住各个时期的各种线索，把它向前延伸一小段，然后再回到原话题上来。这在认识论上的准确性方面有所获，但在透彻性方面则明显有所失。确实，毛泽东在其政治生涯的各个时期都认为存在着一些突出的特殊问题或矛盾——他称之为“主要矛盾”。理解这些问题是什么以及会对他的思想有什么影响，这是非常重要的。我联系我所选择的内容广泛的论题来讨论这些问题或矛盾，并且按照毛泽东在其整个生涯中形成的处理这些问题或矛盾的方式去讨论各个论题，而不是按照年月顺序来论述这些问题或矛盾。这样一种研究绝没有脱离历史内容，但它又确实是在这样一种假设的基础上展开的，即从毛泽东的政治实践中形成的某些思想超出了其概念暂时的有限联系，形成了一个有机整体，从而能够以这种方式进行有效的研究。由于本书采用这种框架，不熟悉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会发现，毛泽东传记或关于他的历史生涯的著作是本书有益的辅助读物。按时间顺序阅读毛泽东的著作本身是对本书更为重要的补充。事实上，即使对通晓这一时期历史的读者而言，本书也只是阅读这些著作的介绍和指南，无论如何也不能替代接触原始材料。阅读毛泽东著作的起点，是看官方出版的选集，它收集了毛泽东1926年至1957年的著作。［2］其他两本集子也已在北京出版。一本是毛泽东的军事著作［3］；另一本是单卷本的毛泽东解放前后的著作“选读”［4］。不过，官方出版的选集，仅收集了这一期间毛泽东的部分著作。在东京，已编辑出版了毛泽东解放前著作的中文版原文全集，即《毛泽东集》。这是一个比较完整可靠的版本。［5］此外，我们得知还要出版毛泽东的全集。［6］斯图尔特·R·施拉姆的《毛泽东的政治思想》一书，收录了中国官方选集没收入的毛泽东解放前著作摘录的译文。［7］内有近300页是毛泽东从其走上社会开始直至“文化大革命”为止的著作的节录。施拉姆的注释特别有用，它指出了现行的权威版本出版前编辑和修订的毛泽东解放前著作种种版本的变动情况。我同南希·安妮·戴尔合作，参考中文来源和1949年至1975年近800件文献的英译本，编辑了基本上完整的毛泽东解放后著作的文献目录和索引。［8］最后，布朗大学目前正在开始一项工程，由高英矛（音译）主持编辑工作，目的在于用中、英文出版毛泽东的全集。这一研究始于10多年前。当时，我对“继续革命”观点产生了浓厚的兴趣。这一观点认为，在成功地夺取国家政权后，革命能够而且应当继续下去。这种思想似乎与在多数西方社会科学家中流行的关于革命的基本理论相矛盾。作为研究解放后中国政治的学者，下面的事实引起了我的兴趣：虽然很明显毛泽东及其战友想在他们自己的实践中来实施这一理论，而且确实在“大跃进”时期论述了这样做的必然性，但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他们仍然认为，他们的永远革命或不断革命概念与早在约半个世纪前就已论及这一问题的利昂·托洛茨基的不断革命论毫无关系；在我作关于中国继续革命理论的学位论文期间，中国新闻界开始再次明确提到这一概念，称之为“毛主席的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的理论”。同时，由于“文化大革命”期间中国红卫兵组织出版了多种书刊，不仅在中国国内，而且在中国之外，人们都能够找到大量新的先前没出版过的毛泽东的讲话和著作。［9］有了这种新材料，我的论文就把重点放在较近的时期，把继续革命理论同“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它的实施联系起来。［10］在1971年的一篇论文中，我对有关观点作出了总结。［11］在最近的6年间，通过在伯克利和耶鲁大学讲授这一课程，我进一步发展了自己对毛泽东政治哲学的看法。这一经历使我经常与那些对毛泽东政治哲学感到新奇的人接触，这有助于我解决如何最好地从教学意义上探讨这些问题。而且，通过课堂辩论，我进一步加深了对其哲学的理解和掌握：在一种真正的而且应当给予高度评价的意义上，我的学生始终是我的老师。我尤为感谢爱德华·弗里德曼、汉纳·皮特金、斯图尔特·施拉姆、约翰·瑟维斯和弗里德里克·韦克曼（即魏斐德）对本书初稿的精心指点，我同样感谢南希·莱文伯格在本书手稿的最后阶段所提供的编辑和研究方面的有益帮助。我最诚挚地感谢曾美霞（音译）在文字翻译方面的不厌其烦的指导，特别是她那为封面和词汇表增辉的书法。我还要对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当代中国联合会美国理事会1970—1971年的授权表示谢意，这使我能在中国香港进行为期一年的研究和思考。没有这一年的研究时间，我完成不了这一研究。最后，我特别感谢我的妻子玛里琳，她在困难时刻给我以坚定的支持，这非常重要，本书就是献给她的。毛泽东在其漫长的革命生涯中扮演了许多角色：学生活动家、农民组织者、军事战略家、诗人、政治缔造者、国务活动家、政治理论家。此外，褒、贬者还以其他角色来描述他，对他们来说，毛泽东或是伟大的舵手，或是冷酷的独裁者；或是创造性地发展马克思列宁主义的创新者，或是错误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当作他达到自己个人或民族目的的工具的庸医；或是无私的革命领袖，或是为了满足他自己一时的兴趣爱好，操纵其同僚和国民的不可捉摸的君主。毛泽东本人在自己即将走完一生时对自己的描绘，是一个令人感兴趣的问题。他曾告诉他的传记作家和朋友埃德加·斯诺，他不想让人把他当成“伟大的导师，伟大的领袖，伟大的统帅，伟大的舵手”来回忆，他对“文化大革命”期间对他的这些称呼表示“讨嫌”而嗤之以鼻。相反，他说：“只剩下‘导师’这个词，就是教员。”［12］在谈话结束时，他告诉斯诺，他并不是一个复杂的人，而是真的很简单。［13］我奉献此书，是为了丰富我们对这位伟人的政治哲学的了解，为了给我们对其成就和缺点的有关评价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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