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美国生活的希望》一书中，他通过对美国历史的研究，通过对美国民众心理的深入分析，指出长期以来为人民推崇的美国政治传统，无非就是反对政府行使行政管理权来干预社会经济生活，他们所主张的就是在经济事务中保持放任主义的“杰斐逊传统”。“杰斐逊传统”在美国社会已成为民主政治的代名词。与此相对立的是“汉密尔顿传统”，因为汉密尔顿主张政府进行强有力的行政管理。所以，汉密尔顿的主张在美国民众的眼里，已成为一种维护上层阶级特权的理论。大多数美国人珍视这样的信条：自由将带来一切。只有政府收回特权，包括行政管理权，给予工商界以完全自由竞争的机会，美国社会才有可能保持繁荣。克罗利却提出一种与大众不一致的意见：由于大工业、大企业、大银行的时代必然来临，或者说已经来临，“杰斐逊传统”主张的极端“自由放任”政策，最终将会导致特殊利益集团势力的极度膨胀，而广大美国公众的处境将会日益恶化，最终将造成美国社会的极端对立。克罗利针对这种情况提出的对策是：美国人不必放弃民主政治和机会均等的理论，但是必须抛弃极端化了的“杰斐逊传统”，让各级政府对所有的经济领域都有权进行坚决而广泛的干预，惟此才能挽救美国社会，实现美国民众长久以来就抱有的梦想。同时，他还引进了“国家利益”这个概念，呼吁在美国提倡一种新的国家主义，要承认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美国人长期信奉并置于首位的是个人主义，而克罗利提倡运用行政管理手段，通过计划与立法的途径实现国家利益高于一切的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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