惠特曼从他的经验主义出发，强调说：“只有二流的诗歌才能马上博得人们的欢心。”人们普遍习惯地把阅读当作一项现成的精神性消费，厌恶咀嚼和思考，因此，一流诗歌的深刻的内涵和独创的艺术，对他们来说，不免觉得生疏，甚至本能地加以排斥。诗歌一要诚实，二要热情，三要文采。其实，这些同样地为其他的文类所需，只是叙事性作品尚可凭藉故事的链环紧扣读者，通过满足窥私欲，以减少对知识与趣味之外的期待，从而掩盖其根本性的缺失。而诗歌不然。诗歌是赤裸裸的，连文采也是构成诗性本质的一部分，并非附加的藻饰。从远古的年代起，我们的诗人即已学会拍马，撒娇，逢场作戏；在我们的诗歌遗产中，便有了大量的应制诗，酬唱诗，神仙诗，节庆诗，看题目做诗，等等。无庸置疑的是，存在着一个僵化的、隐瞒的、闲逸的、淫靡的传统。这个传统在深厚的民族文化中得到滋养和维系，即使由旧诗而入新诗，从现代及于后现代，日日竞逐新奇，只要精神如故，就不能说诗歌的历史面貌已然改变。“人间要好诗”。无论妙手偶得，或是耽于经营，都有可能产生好诗。但是，当得起一流的诗歌，往往更容易看出诗与诗人的关系；诗人藉此显示了生命的深度，以及非凡的素质，其中包括艺术气质，知识修养，道德感，等等。这些主体性因素，决定了诗歌的品质。只有一流的诗人，才配写出一流的诗歌，而一流的诗歌决不可能出自末流诗人之手。惠特曼评论说：“人人都写诗，但是连一个诗人都没有。”其实，这就是诗人大于诗的观点。真正的诗人具有热爱人类自由的天性，因此，对于人类的生存处境，便不能不有所萦怀。其中，他们最不能忍受的是专制和奴役，被侮辱者和被损害者的不幸，使他们深感苦痛，但因此，也就容易趋向爱的反面，激起憎恨和反抗。鲁迅鼓吹的“摩罗诗人”，如拜伦雪莱等，就是这样的诗人。也有诗人因出身优渥而尊奉泛爱论者 ，虽然反对革命暴力，却也并不讴歌罪恶统治。个别诗人的活动极其有限，所爱也仅限于自己、爱人或上帝，如狄金森；但是诗中充分地表现了人性之美，诗人从不胜寒的高处发掘内心，终至超越海平线，出现令人惊叹的精神奇迹：湖比海深。自然，所有这些都必须被赋予诗的形式，缺乏个性化的形式，不足以称第一流的诗歌。而且，形式从分行、修辞、节奏和韵律，一直到风格的确立，都有一种近于暧昧的元素，气息或氛围缠绕、弥漫、浸淫其间。大约这就是生命和生命感觉的外化。诗歌是一种生命现象，而生命是神秘的。倘若诗行与诗行之间特别的平直畅达，犹如北京王府井大街的人行道，那么，它有可能是合格的宣传品，但决非一流的诗歌。基于这种诗观，《忍冬花诗丛》唯在当今中国的诗坛中寻找自己的目标：优秀的诗歌和诗人。忍冬，属忍冬科多年生半常绿灌木，非经名园培植，而长于田野榛莽间。叶对生，呈卵形，有柔毛。夏季开花，初开为白色，稍后转黄，黄白间错，故有“金银花”之称。花清香而苦涩，阴干可入药；藤茎亦可入药，“凌冬不凋”，故名忍冬。以忍冬邀集诗人，取其性质相近之故耳。是为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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