探讨了苗族和侗族的服饰工艺文化，之所以选择这一系列研究主题，主要基于这样的考虑：第一，苗族和侗族都是极富艺术才华的民族，拥有独特的颖悟力和杰出的创造力，她们的刺绣、蜡染、织锦都堪称中国南方民族文化艺术中的珍品，体现出高超的技艺和卓越的天赋。更为难得的是，当众多的民族文化濒于消失的今天，在一些苗侗民族的村寨中，这种完美的民族文化艺术仍在世代相传，勤劳的苗族和侗族妇女以她们的文化自觉，创造出一笔丰厚的文化财富。第二，苗族和侗族都是南方民族中很有代表性的民族，拥有悠久而发达的农业文化。在富饶的洞庭湖和鄱阳湖畔，苗族先民曾创造了辉煌的农业文明，这个久远的记忆一直影响到如今已迁往贵州高原十几个世纪的苗族人，使其在高原的生活环境中处处有所依照。侗族多居于湘黔桂三省交界的通道、黎平、三江和融水一带，是这里的原住居民和主要开拓者。十里侗寨，百里侗乡，村村都是沿江而建，寨寨都有溪流穿越，土地肥沃，气候温和，令其水稻文化得以在良好的环境中迅速发展。对于苗族和侗族精美的蜡染和织绣艺术，唯一的解释是她们对织绣染艺术的感悟得之于当年高度发达的农业文明。或许可以说，苗族和侗族服饰艺术的精美与繁荣，已非其它民族可以比肩。第三，作为苗族和侗族文化的主要载体，苗侗服饰工艺中包含着丰富的文化内涵，反映出对族群起源的思考和深厚的祖先崇拜情结。每个古老的民族都曾对生命起源进行思考，但苗侗民族对天地万物的形成以及人的起源都有着自己独到的认知，并鲜明的体现在各自的服饰工艺文化上。如三江侗族的织绣纹饰中神圣的混沌花，是该地侗族信奉的始祖女神萨天巴的图腾符号、是孕育生命的母性象征。苗族的蝴蝶妈妈也有同样的含义，在黔东南苗族的织绣纹样中，苗族始祖“蝴蝶妈妈”作为生命的主题无处不在；在苗族蜡染纹样中，蝴蝶妈妈与飞鸟游鱼共同构筑着万物化生的境界，表达着苗家人对生命的热爱。祭祖节是苗侗民族最隆重的节日，也是苗侗民族族群凝聚力的一种普遍表现形式，其中的图腾符号百鸟衣便是这种普遍形式的具体表征。织绣精美的苗族百鸟衣以鸟龙为主题纹样，侗族百鸟衣的形式与苗族大体相似，唯织绣更加细致。第四，苗族和侗族都是古老的民族，在文化背景上有许多相似之处，同时也存在文化上的相互影响，深入研究其服饰工艺文化，既有利于进行比较分析，认知苗族和侗族的历史文化，亦有利于开展服饰工艺技术的保护和传承。民族服饰工艺及其相关文化属于非物质文化遗产，其主要包括工艺技术、款式结构、纹饰内容和传承方式等工艺和文化两大部分，最能体现文化多样性和民族特性。因此，完整的民族服饰工艺研究应包括相关文化的研究，这也正是本丛书所涉及的内容。在这里，文化是传承的根基，若是没有民族精神作为支撑，工艺是传承不下去的。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是一个正在形成的学科，日益引起学术界的关注和重视。而民族服饰工艺是民族服饰文化的重要内容，其研究尚未真正展开，更乏见有深度的学术研究成果，这一点是我们应该正视的。本丛书的四位作者本科所学都不是民族学或人类学相关专业，贺琛就读于新疆工学院服装设计专业，王彦就读于北京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苏玲和黎焰分别就读于北京服装学院高分子材料工程和服装工程专业。当她们考入北京服装学院民族服饰博物馆攻读民族服饰文化研究方向硕士研究生时，几乎没有民族学方面的基础，面对的是一个陌生而全新的领域。作为她们的导师，我必须要考虑怎样利用其本科所学之所长选择研究方向，以使她们顺利完成学业。时逢我正主持北京市科委研究基金资助项目“苗族服饰工艺研究”和北京市哲学社科规划课题“民族服饰工艺文化研究”，于是我决定把她们的学位论文选题纳入我的课题研究之中。她们分别选择了各自感兴趣的题目，贺琛研究的是苗族蜡染，苏玲以侗布为题，兼与苗族亮布进行比较，王彦集中分析了侗族织绣，而黎焰则探讨了黔东南地区苗族女装结构和着装方式。令我欣慰的是，她们不负所望，通过自身的勤奋努力，发挥各自的聪明才智，逐渐走进了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学术殿堂。呈现在读者面前的这套丛书，就是她们硕士论文的集成。虽然是在上述课题和项目的框架下开展研究，然而四位作者并没有受此束缚和限制。她们不仅重点研究了苗族和侗族的织、绣、染等具体的工艺技术，并分析了相关的文化习俗，探讨了它们传承和消失的原因。因此，她们的研究在内容和理论方法上都有一定程度的创新和发展，这无疑将进一步拓宽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领域。四位作者都尝试运用了民族学、人类学和艺术学的理论方法，其主要内容都是在田野考察的基础上完成的。这种深入田野、走进他者世界的研究方法和学术作风不仅是完成其学位论文的重要保证，同时对于抢救濒临消失的民族服饰文化遗产尤其是口手相传的服饰工艺技术具有非凡意义。为完成《苗族蜡染》研究课题，贺琛深入贵州东南部的麻江县和黄平县，西部的黔西县、织金县、六枝地区和安顺市，南部的三都县、榕江县等地，进行了长达近两个月的田野考察，获得了大量的第一手资料，足迹遍及贵州苗族蜡染盛行之地。正是立足于这种扎实深入的田野调查基础之上，贺琛根据苗族蜡染的风格特色和地域特征，进行了较全面的类型划分，首次提出了“苗族蜡染地域类型说”，并以考察实录的表述手法，真实客观地介绍了各类型蜡染的风格、使用工具、点蜡方法、起染缸的配方、浸染方式等，不仅较全面地阐释了苗族蜡染文化，而且为后续研究提供了翔实而宝贵的调查材料。在田野过程中，贺琛通过参与观察和深度访谈，对苗族蜡染工艺进行了细致深入的考察。“在欣赏一件艺术品时，我们关注的是它所呈现的意象视界，由此感受到作者的思想，从而产生共鸣。但当一个民族的妇女都能制作这样的作品时，我们就不得不关注这个民族的感情了。苗族是一个感情深沉细腻的民族，一如她们的音乐，充满了凄凉与悲壮……但这种凄凉的曲调里却带着一些血与情的成分，带着对祖先故土的追忆。”从她书中的这段文字描述，我们可以看出她已经把自己融入其中，这种感受使她对苗族蜡染及其文化的解释准确到位。贺琛还借鉴了民族学、人类学的相关理论，从苗族地区的自然环境、人文生态和苗族的历史发展、宗教信仰、文化艺术、思想道德、风俗习惯、价值观、世界观，以及邻近民族文化的交融等诸多方面，探讨苗族蜡染的地域性、艺术性、社会性、文化性和民族性特征。这是人类学文化整体观在民族服饰研究中的具体实践。王彦的《侗族织绣》研究，也是以自己在贵州、湖南和广西三省交界的侗族地区的实地考察获得的第一手资料为基础完成的，因此具有鲜明的地域性和民族特点。比邻的三江、黎平和通道三县是侗族织绣最为精美之地，之所以选择侗族的织和绣作为研究点，是因为该地侗族服饰中织和绣同时运用，一个擅长织锦的侗族妇女同时也精于刺绣。王彦采用人类学功能主义的观点对侗族织绣艺术的功能进行了细致分析，说明侗族织绣艺术具有实用性、艺术性和手工性三位一体的特征，并承载着多种文化功能。正如马林诺夫斯基所认为的，文化就是为了满足人类社会的需求而产生的，每一种文化都有其特定的功能，不管这种文化是抽象的社会现象，还是具体的物质现象。按照功能主义学说，只有在满足了低层次的生物性需求后，才会逐渐衍生出更高层次的文化性的需求，因此人们首先是发明了衣、食、住、行等一系列物质范畴的文化，然后才发明创造了社会组织制度和精神层面的文化。在对侗族织绣艺术功能的分析中，王彦亦是沿用从生物性到精神性的发展轨迹，依次介绍了侗族织绣的实用功能、愉情功能、仪礼功能和文化功能，这些功能经常是交织、重叠的，而不是非此即彼的排斥和单一的关系。若不认识这一点，就无法理解侗族织绣艺术的简单与繁杂，朴素与华丽的统一性。王彦在分析了侗族织绣现状的基础上提出了谁来保护、如何保护这个重要问题，同时也提出了具体的保护措施和方法。她认为保护的主体应该是政府、团体和个人，而发挥研究者的作用、规划民俗旅游开发、普及侗民族文化教育将是保护传承侗族织绣技艺的有效途径。这种坚持文化多样性、突出文化持有者对于自身文化的自觉意识以及强调民族民间文化保护中内外因素的重要作用的思考不失为一种见解，表现出作者较强的人文学养和积极的现实关怀。苏玲在《侗族亮布》的考察研究中，有意识地采用了个案研究法，她分别到黎平县草坪村、通道县上寨村、三江县同乐村等地考察侗布的现状，并尝试运用生态人类学的理论学说。她指出侗族亮布是侗族人民为适应以农耕为主的生产和生活方式而产生的与周围环境相协调、与生产劳动相适应的一种面料。对于生活在潮湿炎热的西南山区的侗族来说，蓝靛染色的衣物是他们抵御疾病和疮毒最好的服装。他们制作亮布所用的靛蓝染料，不仅使织物具有高度的耐旋光性和良好的耐水洗牢度，更主要的是靛类染料具有抗菌抗病毒作用，同时还能蒸发汗气，使着装者保持干爽舒适的感觉。可见，侗族亮布是侗族人为了适应生存环境而自主创造出的具有生态智慧的文化产品。这个观点富有浓郁的文化生态学的色彩，并再次印证了“民族文化具有能动适应环境的禀赋”的结论。苏玲还考察了在侗布的制作和染整工艺中的信仰和禁忌行为。在田野调查发现，侗族的染坊贴有红纸以祛邪，不许孕妇染布，在祭祀祖神活动中要问“染布青不青”等等，这些都是侗族民间的一种祈祷和祝福行为，是一种出于对染布工艺的复杂多变、不可预测的担心的流露。这种对侗布文化的解构路径，也符合人类学家马林诺夫斯基关于文化三因子的思想。侗布在功能上满足了人们日常生活中保暖护身的需要，在文化上辅助人们完成不同的社会角色扮演。苏玲还自觉地运用了跨文化比较法，将侗族与苗族的亮布进行比较，以便揭示和凸显侗族亮布具有的表面和内在特质。苏玲的侗族亮布研究的另一个重要特色，在于她运用了现代自然科学的实验方法，分别从硬挺度、透气透湿性、耐摩擦色牢度、耐洗色牢度和耐汗渍色牢度这五个方面，对侗族和苗族的亮布进行了科学实验和检测比较。这种将自然科学实验方法运用于社会科学研究的方式，是民族服饰研究的一个新的尝试。黎焰的《苗族女装结构》研究显示出苗族服装的平面结构和立体着装效果是民族服饰的一大特色，具有服装学领域里的基本原理和基本法则，并以其独特的方式和思维将其拓展和延伸，充满了设计的意味。因此，对民族服装款式结构的研究已是必然的趋势。黎焰通过田野调查、文献和实物分析以及矢量绘图等方法，探讨了黔东南地区苗族服装类型和着装方式，提出每个民族服装款式的产生都有其特定的文化背景和生态原因，同一群体内部服装款式高度统一，其衣着习惯往往能体现他们为适应自然环境而将生活经验运用到服装的材质、结构、款式色彩及穿着方式上。黎焰深入黔东南苗族地区，先后考察了13个乡镇村寨，分别对黔东南地区苗族服饰和苗族女装结构进行了类型划分，并逐一测量、记录和描述。她立足于“服饰首先是一种物质文化”这一基本立场，将黔东南地区的苗族服饰还原于它最初的“物态形式”，即着装的人和人体、服装本身的形态和结构。不同社会与民族的物质文化曾是人类学、民族学研究的关注对象。例如古典进化论代表人物摩尔根从房屋建筑结构和住房分配研究美洲土著居民的房屋与社会生活的关系，马文•哈里斯从世界各地区民族的不同饮食爱好和习惯来探讨人类饮食与文化之间的关系。服装是人类身体的延伸，服装的物态形式这一基础性研究更不能忽视。因此当黎焰把眼光重新投向看似简单和普通的服装物态形式时，不仅仅是在研究对象和内容上的单纯意义的“复古”和“回归”，更是现代社会变迁所引发的关于研究视野和思路的转变。黎焰所采用的理论视野在一定意义上可归结为文化人类学和体质人类学的结合。通过这种回归服装物态形式和功用的实证研究，既可获得和保存大量的第一手数据和图像，为以后的苗族服饰文化研究和文化遗产保护打下基础。同时又对现代服装设计具有较大的参考价值，使之从服装最为根本的服装结构、人体与衣服的关系上重新调整设计思路，寻找设计灵感和设计元素。人们世代相传的工艺技能是重要的非物质文化遗产，它的消亡将意味着民族个性、民族特征的消亡。如何在社会越来越受跨地域经济力量影响的情况下，保护民族与地域文化特征，是必须要认真思考并付诸行动的。四位作者都共同关注了苗侗民族服饰工艺文化的现状和传承，她们对苗侗织绣染工艺所面临的危机表示了深切担忧，并把这种担忧转化为研究动力，在书中她们分析现状，提出对策建议，显示出强烈的责任感和文化自觉意识，令其研究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四位作者都是风华正茂的女硕士，对她们来说，远赴偏远的民族地区进行田野考察，无疑是一次巨大的挑战。她们不畏艰辛劳累，以年轻人特有的激情和对民族文化的热爱，投身于田野考察之中。她们都经历了进入田野考察之前的困惑和激动，感受了田野考察过程中的考验和喜悦，体验了田野考察结束之后的煎熬和遗憾，以及在论文完成之后的反思与感慨。她们都曾以田野日记、考察随笔等形式记述了各自在民族服饰田野考察中的所见所闻、所感所知，真实记录了田野研究的心路历程。作为民族服饰文化研究的新人，她们显得有些稚嫩，其研究亦存在着不足和遗憾，倘若假以时日，相信她们一定会更加成熟，取得更大成绩，这亦是我殷切期待和希冀之所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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