麦奎利写作该书,是在六十年代中期的美国。在那些年代,在冷战和越战的背景下,以肯尼迪总统和马丁·路德·金牧师之遇刺为鲜明表征的美国的社会冲突十分严重,苏联的国内僵滞和对外冒险,中国的国内动荡和对外封闭,西方青年的不满和造反,所有这一切的程度和范围都在增加。总而言之,那是一个危机迭起的时期,也是一个与之相应的种种世俗思潮,特别是分析哲学和实存主义等等新的哲学思潮大大流行的时期。然而,在宗教领域,那个时期却发生了一个激发生机的重大事件,即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的召开(1962年—1965年)。同将近一百年前召开的第一届梵蒂冈公会议相反,这届公会议上提出的“革新”和“开放”方针,表明罗马天主教会已更加现实地对待现代世界的种种问题,其中包括更加开放地对待天主教之外的各派基督徒。在这种背景下,麦奎利的这部著作可以说是恰逢其时,难能可贵。因为它既未放弃神学的根本任务,即阐明基督教信仰的各项教义,又不回避时代的尖锐挑战,即“新问题、新环境、新知识的出现”要求神学作出的回答。麦奎利认为:基督教神学的“目标,不仅是要表明基督教信仰内在的一致性,即表明各个教义如何构成一个整体,而且要表明基督教信仰同现代世界中我们所持有的很多其他信念和态度之间的一致性。只有完成了这些任务,这种信仰才能被理智地维持,才能与全部人类生活结为一体。”[3]事实上,这两种任务之间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因为作为一个实存者的神学家,只能在某种实存的环境之中,对作为实存者的信徒或读者来阐释与实存息息相关的信仰。所以问题只在于如何用体察时代精神的态度、用适合时代需要的象征来推进这项工作,而同时又不歪曲信仰的本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