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件作品名为璅言，璅，义同“琐”，即琐碎之言，是翁同簖于清光绪三年（一八七七）四十八岁时写给其五哥翁同爵（陕西巡抚）的第一个儿子翁曾荣的一封家书，是年阴历八月初七（九月十三日）翁同爵病逝于湖北巡抚任上，翁同龢前往武昌料理后事，十月初四（十一月八日）返京，此信即是翁返京后所写。其中所言虽均属衣、食、住、行等各方面的琐细之事，但体现了翁同龢在兄长过世后，对其侄子视同己出的一片拳拳之心，读来感人肺腑。此时翁同龢正奉懿旨，与兵部侍郎夏同善在毓庆宫行走，授读光绪帝，正值壮年，又身为帝师，其学养、阅历也已非同常人。从此琐言中我们可以看到翁同龢的书法基本风格已渐趋成熟，用笔爽捷而沉着，结字宽博而大气，并已将章草及碑意融入其书写之中，是由董、米向颜和碑转化的代表作品翁同龢居京为官时赠人的作品太多端稳雄浑，但仍然缺少在书写日记和家书时的那种流畅之美和自然之趣。翁同簖以后书法的风格也大抵在这个范围内展开，只是笔致更为苍老沉著而已。所以，这件作品对于我们了解翁同龢书法的演变及风格的形成具有重要的意义。在书法表现上，这件作品字距紧凑，以展横势为主，与其晚年作品的字距行距均显疏朗有所不同，但点画精劲，精力弥满而充藏，故而在书写中一气呵成，但又顿挫有致，不时流露出意外神来妙笔。笔画之间的对比度较大，颇富视觉美感，加之其中掺杂一些小字批注，使章法上尤见灿烂翁同龢于书法及道德、文章中的修炼也从中可见一斑。正是由于翁同簖善于融碑于帖，并别创浑厚大气的表现风格，故能在晚清之时雄视书坛，所以杨守敬将其书法比喻为“老鼹当道，百兽震恐”，可见其当时的影响力是何等的巨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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