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中国言论史的几个时代
我所理解的言论史是什么?
我为什么重视百年言论史?
百年言论史的几个时代及其主要特征
漂浮的木板——重读百年言论史
殉道者的血要比墨水珍贵
新型的载体
划落的流星:《苏报》、沈荩和秋瑾
滋养过少年胡适的《时报》
章太炎《却还内务部所定报律议》
唐绍仪:“言论自由,为约法所保障。”
帝制梦中问世的《青年》
“五四”的波澜
“萍水相逢”
“且介亭”的“匕首”、“投枪”
“用真姓名发表负责任的文字”
“昏黑”年头的亮色
史量才和蒋介石的对话
朱惺公直面死亡
《大公报》的新纪元
徐铸成:“《文汇报》是用我的墨汁喂大的”
《新民报》的“兼收并蓄”
成舍我的“世界”
“拒检”运动
“我们的抗议”
知识分子联名表达的传统
《新华日报》的呐喊
“百年绝响”
梁启超:从呼唤“新民”到“国民”
“‘新民’的意义是要改造中国的民族”
他的主要身份还是一个知识分子
实践层面的“国民”意识
陈独秀:回归“德先生”
“爱国心”与“自觉心”
“德先生”和“赛先生”
“监狱,世界文明的发源地之一”
回归“德先生”
“文章报国”:百年回首《大公报》
“矮人国”里的“巨无霸”
前无古人的“四不”
从张季鸾到王芸生
“独立的人格”与“独立的发言权’’
“星期论文”的创举
文人的底气——“三一八”枪响之后
鲁迅正视淋漓的鲜血
周作人没有沉默
朱自清记住了韦杰三的微笑
蒋梦麟、林语堂、梁启超、闻一多、徐志摩的哀愤
刘半农和赵元任的词曲
《现代评论》:“元首犯罪,也能与庶民百姓一样受制裁吗?”
邵飘萍和《京报》
无权者的权力
另一个周作人
谴责“大残杀”
反对专断和卑劣
站在女师大学生一边
“四一二”以后的“光荣”
“最不喜欢谈政治”
遥望自由主义的背影:从胡适说起
《新月》论政的高峰
民主与独裁的论战
“一条历史的公式”
《民主与反民主的观念体系的冲突》
没有产生自由主义运动
鲁迅:以笔回敬手枪
不带钥匙出门
左、中、右都有的民权保障同盟名单
吸纸烟不用火柴
“丁事的抗议,是不中用的”
书生论政——我看罗隆基
光华四射的《新月》政论
“罗隆斯基”和第三大党梦
王实味:追求人性
人性论
《野百合花》
《政治家·艺术家》
“软骨头”与“硬骨头”
悲剧的意义
“深入生活的底里”——重读叶圣陶
自称“平庸”
“忍无可忍”
“满腔的愤怒”
“他们杀伤你们,我知道也会杀伤我”
“第二号病患者”
“他人受到迫害也就是我们受到迫害”
“书生之见,也许很迂”
“什么道理?”
“多说没有用,只说几句”
郑振铎的“新社会”之梦
《新社会》
《公理日报》
“唯有一腔正气耳”
《民主》周刊“被生生地扼死了”
“始终抱定匹夫有责的观念”
李敷仁:我的“儿子”被掐死了
“公民专家”
《老百姓》报
“我的‘儿子’被掐死了!”
幸免于难
储安平在时间中复活
被删节的文字
《观察》的高峰
“储安平正在复活”
傅雷怒目金刚时
不悔的子冈
穿着大红毛衣跑来跑去
“蔬菜是娇嫩货,经不起折腾”
“我要像小鸟一样起飞”
恽逸群的忠诚
舆论界的“彗星”
蒙冤三十年,他说自己“不为物移,不为己忧”
忠诚的理想主义者
跳出历史的“周期率”——从百年中国言论史说起
以暴易暴和成王败寇
两个阳光人物
新闻纸的出现
“我可以做一辈子新闻记者”
夹缝中的空问
“开天窗”
“署真名、负责任”
“成熟的记者应该是第一等的政治家”
“我愿抱独身主义”
后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