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像惊险小说一样刺激、好看的哲学著作哲学一开始是要寻求真理,理解我们置身其中的世界。哲学理论的“道理“从常识(或常情)而来,并对它们加以组织,成为连贯的道理系统,哲学家们在用自然语言构筑理论体系,相信他们能以此解释所有的现象。反观哲学,几千年来所有寻求普适的努力都归于失败,这也许恰恰是因为哲学是如此仰赖常识(常情)的缘故,哲学体系是在常情与自然概念的基础上展开的。科学家就有所不同了,他们先是把日常经验归约为“实验”,并用精确严密的定义塑造一门新的逻辑——数学语言,这门语言超出了纷繁多样的生活世界,也正因如此,一个具有强大解释力的普适的理论体系才真正成为可能。科学也是要寻求真理,但它不满足于我们被动地经验到的世界的真相,它通过仪器和实验,拷问自然,迫使自然吐露出更深一层的秘密。要解释这些秘密,古代传下来的智慧和方式就逐渐显出其不足。常识式的理性不够用了,人们学会求助于数理式的理性。公元1642年也许是特别富有意味的一年,伽利略于该年去世,牛顿于同年诞生,罗素曾把这个事实推荐给相信灵魂转世的读者。伽利略和牛顿可说是一先一后“联手打造”了近代科学。伽利略是一个巨人,他在广泛的领域引入了近代科学的观念和方法,牛顿也是一个巨人,他赋予近代科学以完整的形态。陈嘉映在书中引述韦斯特福尔总结的说,整个西方世界从17世纪起,就开始了“将原来以基督教为中心的文化变革成为现在这样以科学为中心的文化”。 从牛顿开始,我们有了一幅科学的世界图景,它“把一个我们生活、相爱并且消亡在其中的质的可感世界,替换成了一个量的、几何实体化了的世界,在这个世界里,任何一样事物都有自己的位置,惟独人失去了位置”(柯瓦雷语)。人类的知识累积始于“常识”,而且也正是常识,为知识的理论化和系统化(即科学与哲学)提供了背景框架,然而,一方面,近现代科学的发展已经与常识经验日益疏远,科学理论的解释力也无须倚赖常识和直观的理解;另一方面,哲学作为组织和重构常识以达成普遍解释的努力又是徒劳无功的。因而我们面临的两个世界的分野:一边是疏松零散的常识世界,一边是体系严密的科学世界。问题在于,这两个世界何以彼此通达?《哲学科学常识》提出,这也许正是哲学今天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