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历史讲堂》计划每年出版一辑，主要精选清华大学教授的授课讲稿以及海内外学者、专家在清华的特邀演讲，内容重在学术前沿和学术界关注的热点，采用新方法，诠释新材料。清华大学历史系与三联书店编辑部携手打造这样一个高水平的学术交流平台，旨在让那些无缘亲临其境的莘莘学子也能参加到这些精彩纷呈的历史课堂中来。演讲者将其原创性的艰深学术探索以比较通俗的课堂讲录呈现出来，也有利于不同领域的专家之间交流最新的研究成果和学术信息。初编收有李学勤、李零、汪晖、葛兆光、阎步克、张国刚、彭林等17位教授的课堂讲录，他们分别将自己近年重要的研究成果娓娓道来。全书从考古与历史、制度与思想、中国与世界、理论与反思的角度，再现了清华“融会中外、博通古今”的人文传统。 2003年，清华大学历史系与思想文化研究所合并，组成新的历史系。其后推行的重要措施之一，是举办历史学系列讲座，邀请校内外多位专家学者讲演最新心得，师生均极受益。现在首批讲演记录将以《清华历史讲堂》为题，由三联书店出版，张国刚教授嘱我写几句话，特别要谈到清华历史系的传统，这是我不敢违命的。 清华历史系始建于80年前，是20世纪中国新史学的主要发祥地之一。清华在1925年筹设研究院和大学部，1926年历史系正式成立，教授有梁启超、陆懋德、刘崇鋐等先生。同时研究院（即人们艳称的“国学研究院”）还有王国维、陈寅恪及李济先生，历史学科的阵容已很强大。此后，历史系迅速发展，先后又有蒋廷黻、雷海宗、张荫麟、邵循正、吴晗、孙毓棠、周一良等许多先生任教，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于国内外学术界有很突出的声誉和影响。 我是1952年高校院系调整前入学的清华文科最后一班的学生，当时不在历史系，但有机会上过孙毓棠、周一良、丁则良、侯仁之等先生的课，对历史系的学风略窥一二。后来在中国科学院（今属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长期工作，陆续绎读清华历史系诸位先生的著作，逐渐体会到清华的历史学传统确实有其特点，依我个人浅见，至少有这么几点值得称道： 清华的文科，一向以“中西融合，古今贯通”为宗旨，这在历史系有明显的体现。试以建系伊始的课程设置作例。学生第一学年必修陆懋德的“中国通史”，刘崇鋐的“西洋通史”。第二学年起，则“治国史者先选修中国近代史，治西洋史者先选修欧洲近百年史（钱端升讲）”，然后再学习中国古代史，外国国别史等等。如此以中国史与世界史，古代史与近代史兼顾并重，而且由近代上溯古代的设计，有利于学生以中外历史相互比较，更能将中国历史文化放到世界的大背景中分析考察。 重视历史理论与方法的研究，是清华历史学的另一特色。这一趋向，不妨前追到梁启超。大家知道，梁启超接受西方进化论观点，早于1902年就在《新民丛报》上发表题为《新史学》的名文，提倡“史界革命”。他1922年起始在清华授课，这一年出版了《中国历史研究法》；历史系及国学研究院建成后，他仍讲“历史研究法”课，于1926年出版《中国历史研究法补编》，两书至今为有关学者所必读。再有如在中国史方面，王国维先生讲授“古史新证”，提出传世文献同地下史料互相印证的“二重证据法”，影响深远；在世界史方面，雷海宗等先生对西方历史学理论有不少介绍评述，诸如此类，不胜枚举。 1929年起，蒋廷黻主持历史系，进行了若干变动，又为系中学术带来了一个特色，就是与社会科学学科的密切结合。如30年代在系读书的何炳棣先生所说：“蒋先生认为治史必须兼通基本的社会科学，所以鼓励历史系的学生同时修读经济学概论，社会学原理，近代政治制度等课程。在历史的大领域内，他主张先读西洋史，采取西方史学方法和观点的长处，然后再分析综合中国历史上的大课题。”这样做的效果，自然是对社会经济史的强调和侧重。 新中国建立之后，清华历史系经历了根本的变革。“院系调整后，历史学作为完整的学科体系在清华不复存在，但史学的源流并未因此而完全中断。”在清华大学恢复为综合大学的要求下，1985年成立了思想文化研究所，所中多数成员属于历史学领域。1993年，历史系重建，10年后与思想文化研究所合并，我就是在那时成为历史系的一员的。 清华历史系经过多年曲折，正在重新茁壮发展之中。当前我们的师资数额，在国内各大学相当学系间显然偏少，但已经从国内各大学和研究机构引进了一批优秀的中青年学者，获得了一级博士学位授权点后，为该学科的进一步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基础。我认为，新的清华历史学特色的产生和凸显，不仅应该继承发扬原有的优良传统，更必须把握新的时代条件和机遇，开拓历史学的前沿境界。因此，我们需要校内外同行学者的指导、帮助和支持。我个人推想，历史系决定组织长期的系列讲座，其中即寓此深意。希望《清华历史讲堂》这套书继续编辑出版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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