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州是中国最早接触伊斯兰教的地区之一。从古代的番客和他们生活的蕃坊，到今日我国实行改革开放政策以来中外穆斯林多元族群的形成，历经了一千三百多年的历史变迁和文化涵化过程，伊斯兰文化依然在穆斯林的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成为与以儒释道为主的中国传统文化长期互动并涵化的主要精神力量。然而这种信仰如何被群体记忆和认同，成为一种集体的力量，以此长期与大传统展开互动？本书认为是穆斯林建立的哲玛提，即以伊斯兰信仰为认同核心的社区意识。正是这种特殊社区的存在，才使穆斯林这一信仰群体能够长期浸染到知识补充和道德劝化，接受多种形式的伊斯兰文化教育，延续传统，传承信仰。 本书选取哲玛提这一关键性概念，认为哲玛提和社区的区别并不在于构成要素，而是社区内的行为规范和社区意识，即社区人群的文化维系力不同。通过这一分析概念和透析穆斯林社会宗教文化生活的窗口，重点探讨社区的历史变迁过程，包括社区边界、宗教崇拜仪式、宗教民俗、社区权力的运作方式、族群及族群认同等，在此基础上提出了“流动的精神社区”这一观点，并且对精神社区及其管理提出建设性策略。以个案研究回应中西方学者有关社区、族群、城市穆斯林社会与现代化城市化的关系，精神社区，文化变迁等学术问题。广州的穆斯林社区经历了蕃坊（唐宋）——四坊（明清）——五坊（民国）——无坊（“文革”之后）的变迁过程。如今的哲玛提已经不是历史上传统的教坊，而是流动的信仰群体组织起来的临时的、流动的集体。目前这种流动的社区出现了新的发展趋势，清真寺、清真餐厅、家庭、公司、学校、旅游宣教、网络等都成为哲玛提存在的形式。哲玛提的主要活动是主麻聚礼、斋月礼拜、日常交流、组织和参加社会活动。目前哲玛提内部的区分也趋向多元化，以国家意识为基础而衍生的外国和中国穆斯林；以语言和种族特征为基础的回民、维吾尔人、阿拉伯人、非洲籍穆斯林等；以饮食禁忌、信仰操守为标志的自我内部区分，产生了有禁忌与无禁忌，有操守与无操守者之间的认同矛盾。同时也存在着一定的教派认同趋向。本书在研究了广州的穆斯林族群，尤其是汉族穆斯林之后提出了“汉语穆斯林”这一新的认同趋势，回应了西方学者将穆斯林对“乌玛”的认同政治化倾向的观点。广州的哲玛提可以说是基于信仰和族群文化背景之上建立的，在不同的场合、不同的环境中，人数占优的族群承担哲玛提的建立和维护的责任。不同族群建立的哲玛提，除了伊斯兰信仰的认同和互助性之外，由于各自负载了不同的族群文化特征而各具特色。本书认为，族群的特性就是其文化属性，族群的边界主要是文化差异造成的。族群边界正是个体出于文化自觉对自我身份的确定而产生的文化归属感，以及周围群体基于文化的异质性形成的“他者”观念。信仰、语言、世系、血缘等因素都可能成为族群文化边界的首选而被自我和他者所认可，成为族群的边界。族群边界赖以维持的主因是文化中的精神部分而不是物质层面。边界是客观存在而被族群成员本身与他者意识到的，并不是主观制造和附加的文化或者符号特征。广州哲玛提的兴衰与国家的经济政策、商业活动、权力渗入、移民人口、族群构成、城市化、族际通婚、文化革新、时局动荡等息息相关。文化的变迁是不同文化接触的必然结果，伊斯兰教作为一种信仰体系和生活方式，群体构建的哲玛提在保存和维护信仰的过程中起到了社区教化、凝聚和服务功能，代表着群体的形象和利益与大传统展开互动。哲玛提监控力和凝聚力的强弱，直接关系到个体在大传统社会中的身份认同，从而决定着人们面对主流社会时何去何从，采取哪一种涵化态度和应对措施。为了抗拒城市异质文明对信仰群体的剥离，经过单一文化政策之后的广州伊斯兰教处于复兴和回归的旅途中。这一复兴除了受到国际伊斯兰复兴运动思潮的影响外，还与国内外穆斯林群体的进入给业经打破的城市穆斯林社区带来了新的发展机遇和模式、激发了本土穆斯林的宗教热情等有直接的关系。哲玛提中较为复杂的族群及族群关系，为这一想象的精神社区提供了多元的伊斯兰文化氛围，各种群体通过不同层次的认同而建立起来的以伊斯兰信仰为标志的城市流动，哲玛提，成为这座大都市中的精神“飞地”。只要是有穆斯林活动和居住的地方，就有哲玛提的存在。对于那些视信仰如生命的恪守者而言，背负着哲玛提流动是他们面对城市穆斯林社区打破以后的必然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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