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家父子与三青团

　　近20年来，史学界对中华民国史的研究始终保持着旺盛的势头，全方位、多层次、多视角的研究性论文与著作不断出现，不仅历史真相被越来越清晰地还原，而且对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评价也越来越客观公允。作为一个长期从事中华民国史研究的学者，我对此感到十分高兴。在中华民国史研究中，中国国民党的历史自然是极为重要的内容，而在中国国民党史的研究中，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历史也是相当重要的内容。目前，海内外已见到的有关中国国民党史的论著不在少数。但在这些著作中，关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论述大多显得比较单薄、含蓄。而纯粹研究三民主义青年团的论文与著作数量极少，就我所见到的，虽然不乏独到之处和精辟之见，但却感到立论与史料未能兼美，故不免有缺憾之叹。马烈教授多年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尤致力于中华民国史的研究，与我所在的南京大学中华民国史研究中心多有合作。他治学严谨，成果颇丰。现在，放在我案头的这本《蒋家父子与三青团》书稿，就是他历时十余年耕耘而收获的又一成果。马烈教授嘱我为该书写一序言，我欣然从命。综观此书，我觉得有几个特点是我比较赞赏的。其一，史学著作首重史料，《蒋家父子与三青团》在史料方面可谓相当翔实。该书史料主要来自三个方面。一是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的馆藏档案。这些档案不仅提供了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会议、组织、宣传等方面以及各种活动的史料，提供了蒋介石、陈诚、张治中等人在各种会议上的讲话，而且提供了大量准确的名单、数据，如各届干事会的名单、每年发展的团员数量、报名参加知识青年从军的人数，等等。二是三民主义青年团的中央和地方干部的回忆。这些口述史料不仅补充了档案史料的缺失，而且提供了大量生动具体的事例。陈立夫、张治中、康泽、程思远、何廉等中央团部的领导干部的回忆，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团内的派系、党团矛盾、海外团部等情况；而摘自全国及各省市文史资料的当事人回忆，则展示了各地的具体活动与矛盾。三是中国共产党方面的有关史料，包括中共与三民主义青年团的关系及对策。其二，史学研究力求论点要新颖、论述要客观、结论要公允，我觉得《蒋家父子与三青团》在这几方面做的是比较好的。蒋介石在抗战爆发之初热切地要求成立三民主义青年团，究竟出于什么动机，本书提出了一个全新的观点，确实值得重视和探讨。在论及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成立、活动、内部的矛盾和斗争、与共产党及进步学生运动的关系等问题时，作者本着历史唯物主义的精神，对三民主义青年团的正面和负面，进行了详细而客观的述论和分析，并因此得出对三民主义青年团比较公允恰当的结论— —抗日与反共并重，前期与后期有异，上层与下层不一，动机与效果相反。其三，该书在整体结构上，也是有其特色的。既有纵向的论述——按时间先后写三民主义青年团的酝酿、成立、活动、合并，给读者一个清楚的来龙去脉，一个完整的历史过程；又有横向的论述——探讨三民主义青年团与国民党、共产党、学生运动之间的关系，陈述一些有特色的地方团部的情况，介绍部分主要领导干部的历史及活动，使读者对其中错综复杂而又丰富多彩的内容，有更为深入的了解。这样的论述结构，再加上大事年表和若干照片，一部三民主义青年团史就完整地放在了读者的面前。这是我在初看《蒋家父子与三青团》后的几点感觉，既未必全面，也未必完全正确。见仁见智，待书出版后，如果能在史学界产生反响和争论，那既是我的希望，我想也是马烈教授的愿望。

　　马烈，江苏教育学院历史系教授。主要从事中国近现代史的教学与科研，发表论文数十篇，主要著作（包括合作）有《民国匪祸录》、《段祺瑞与皖系军阀》、《中华民国文化史》、《农工先驱邓演达》、《马叙伦与中国民主促进会》、《中华民国史》、《抗战时期国民政府对西部的开发》、《中国近代史通鉴》、《中华民国史大辞典》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