退休三年，文字生涯业已结束。承商务印书馆不弃，许为我出此文集，深受鼓舞。点检平生所作，仅得此寥寥数篇。对比过去近50年的高校教学经历，不无愧恧。过去多为他人作品写序，现在轮到为自己的文稿作序，却感到难于下笔。最根本的原因是乏善足陈。然而在整理旧稿时，不免勾起对往事的回忆，特别是几位恩师的指引。 我曾是老北大西语系的学生。抗战爆发，学校南迁。我因病滞京，又考入燕京大学西语系，继又转入历史系。在这里我遇到了邓之诚、洪业等多位名师。他们的殷勤教诲把我引进了这博大精深的史学领域，他们严肃的治学态度和严谨的学风为我树立了毕生的楷范。 我原本打算治中国史，但事与愿违。20世纪50年代初，我的导师翁独健先生任北京市文教局局长，开始筹划创建北京师范学院。一天，他面谕我，要准备讲授世界史课程，原因是这方面的教师不易请到。我只能唯唯从命。等到历史系建立，我又承乏行政工作。聘来的教师各有专长，各就岗位，只剩下世界中世纪史无人应承，只好自己承担。从此开始直到退休，前后44年，我便一直滥竽于斯。 世界中世纪史在我国当时仍属一门新设置的课程，同行前辈留下的遗产不多，外文参考书籍已被束之高阁，手边可参考者只有两三种译自俄文的书籍。凭着多年的经验，完成教学任务并无困难。但是要想写出像我的老师当年发表的那样规格的文章，却殊非易事。面临的是上下千二百年，纵横八万里，国度以十计，文献资料无数种的浩瀚领域，简直是无从着手。当时自己度德量力，只要能编写出一部教材，编辑几本参考资料，就可算是功行圆满，再要想写出论文或专著，却是难乎其难了。1961年，周一良、吴于廑两学长奉命主编部编教材《世界通史》，我应邀参加撰写《中古分册》的中编，虽然费了极大的力气，读来连自己也不满意。后来我在为吴先生祝寿的《鹧鸪天》词中有句：“君真涑水综全局，我愧刘敛只数篇”，就是指的此事。 科研不成，转而从事翻译。感谢翁独健先生，我的试译是当年在他的《亚洲史》课堂上开始的。他交给我一本法国汉学家伯希和的题为《中亚细亚》（La Haute Asie）的论文抽印本，让我译出供班上同学参考，从此引发了我对翻译的兴趣。50年代世界史学界正在酝酿制定十二年远景规划。我的老师齐思和先生鼓励我承译一些项目。我年轻气盛，一下子便认定《查理大帝传》和《法兰克人史》两种，打算先以中世纪史开端为始，争取译出一系列的中世纪名著来。这完全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妄想。当时政治运动频繁，自己于讲课之外还有行政工作，翻译的事只能在第三甚至第四单元进行。在完成《查理大帝传》后，另一部《法兰克人史》只能同爱人合译，而我的妄想系列也就从此结束了。两书稿接近译成时，四清运动开始，这种“大洋古”的货色岂敢发表，深藏箧中，侥幸地躲过“文革”灾难。 “文革”过后迎来了学术的春天。我当时已年近花甲，也感受到拂面的春风化雨。曾有《临江仙》词写道：“巳分披离霜后草，何期重沐春风。须将微意答天公。黄昏犹未晚，珍重夕阳红。”不曾想到，这未晚的黄昏竟持续了二十年。 在学史以前，我读过两年的英国文学专业，对莎士比亚时代薄有基础。在搞世界中世纪史科研走投无路的时候，便起了专攻都铎英国史的念头，可惜在“文革”以前只能是一种空幻。“文革”后，我受命培养研究生，旋又建立博士点。我便利用时机建立都铎史研究的园地。由于师生同心协力，园地渐具规模，二十年后，竟也是佳木成荫了。为了充实自己，我也大量阅读从英国引进的新书，勤奋程度不亚于青年学子。值得得意的是，我从众多英国名家中识别出后来成为英国“修正史学”泰斗的G．R．埃尔顿，较早地把他介绍给国内同行。 这时商务印书馆将我那两部译稿付梓，并收入我所喜爱的《汉译世界学术名著丛书》系列之中。然而要想继续从事这种工作，由于本职工作繁忙和年龄老大，已经是心余力绌了。我对这套丛书的关爱始终不减，多次接受商务的委托，为其准备出版的名著撰写序言，对新书作些介绍。《人民日报》曾有文章把这套丛书称作“世界精神公园”，文中还提到了我，于是我也戏称自己是这个公园的“义务灌园叟”。 在大学最后的一年，我曾选修过邓之诚先生的明清史研究课。班上只有我一个学生，地点就在邓府，讲课采取谈话方式。先生旁征博引，謦？珠玉，使我受教良多。先生藏书极富，四壁琳琅，中多善本，许我浏览。于是我便产生了此后专事这个领域探讨的想法。毕业后在中学教课之余，也在这方面蓄积材料。调人北京师院后，虽然改教世界史，然对明清史未能忘怀。“文革”结束，趁着系内组织编写《祸国殃民的西太后》一书时，也领到一些任务，写了“三次篡权”一章。虽然水平有限，也愿收进集中，作为对邓师的永恒怀念。 最后谈一下我对诗词的情结。幼年时，先母以唐诗为我开蒙，从此培养了我对诗词的喜好。中学毕业报考高校时，我的志愿是以五马三沈驰誉中外的北大国文系。但在考中后却被西语系录取，不无遗憾。考进燕大后，遇到了顾随、郑骞两先生。顾先生在国内被推为词坛巨擘，郑先生在台湾被尊为当代鸿儒。我选修了顾先生的“词选及习作”和“曲选及习作”，郑先生的“诗选及习作”。承两先生的殷勤指点，使我略窥门径。当时国难家愁萦怀，加以少年情思，在专业课之外，遂沉湎于诗词写作。有些自以为尚可的作品，深藏箧中历时周甲。工作以来仍偶有吟作。“文革”期间虽几罹文字之祸，依然积习未改，又复积存多篇。友人劝我结集，我则自知疏陋，未敢付梓。幸承商务同志见爱，许附书末，因而检选若干，聊存平生行迹而已。 回忆解放之初，我始年及而立，转眼之间过了半个世纪。其中前30年，虽然黾勉从事，但除教学与行政之外，于科研几无所成。粉碎“四人帮”之后，迎来盛世，我虽已年迈，幸得学校的信任与支持，继续工作了20年，也取得了若干成绩。与同代人相比，我是十分幸运的。特别是已登耄耋之年，商务印书馆又许我将零星文章汇编成集，则又是幸中之大幸了。 在此我愿向常绍民先生表示感谢，是他对编印本集给我以许多鼓励，并对内容的编排作了改进。我也愿向本集的责任编辑丛晓眉女士表示感谢，是她为此书付出了辛勤劳动。我还愿向我的爱人寿纪瑜表示感谢，是她对我这几十年的著作加以厘订，编排，才形成这本小册子。该书是我国著名历史学家戚国淦先生的自选集，收录了戚先生多年来为国内翻译出版的世界中世纪史名著所作的多篇序言及部分研究论文，书中还记录了戚先生在不同时期的词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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